在讲西泠印社这个事儿的时候，咱们得先提一下1980年和1983年这两个时间点。这两个年份不仅是印社发展的重要转折点，还见证了不少人把他们的宝贝送到杭州去。大家别以为这只是国内的事儿，连远在东京的日本人北川博邦也不例外。北川博邦是个特别有意思的人物，他是1939年在东京出生的。这家伙以前在日本文部省干过事，后来又成了国学院大学日本文学科的教授。他的学术范围特别广，写过不少工具书，比如《日本书道大字典》《标准清人篆隶字典》还有《章草大字典》，到了晚年他把研究重心都放在了“汉字与金石”上。1983年的时候，正好赶上西泠印社八十周年的好日子，北川博邦虽然人在国外没办法去现场凑热闹，但他还是特意写了十首论印的诗寄回杭州来。这批行书作品现在还挂在孤山社址的客堂里，成了海外学者对母土文化敬意的最好证明。 再说说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情况。那时候历届政府把社里的宝贝都移交给国家管理了。到了1980年代活动全面恢复的时候，“无私捐赠”又变成了印社的生命线。不光是社员、家属或者社会上的贤达人物愿意送东西回来，连那些在国外的名誉社员也把自己的毕生珍藏寄回了杭州。“印社藏品”这块牌子就是这么被大家擦亮的。为了让这些捐赠的行为能一直被后人看到和记住，西泠印社特意搞了个“藏品捐献名录”的专栏。不管是刻在孤山侧坡上的碑刻也好，存放在社史馆里的照片也好，还是通过官网和微信公众号推送的数字化档案也罢，都给大家留了下来。只要捐的东西够值钱或者是国家一级文物的级别，就能获得“西泠印社永久荣誉社员”的称号。这个政策就像是个隐形的杠杆一样吸引着更多人来捐赠——今天的举动变成了明天的口碑和后天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