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上，1966年是个特殊年份。大陆步入一段非常时期之际，海峡对岸的台北荣民总医院里，一位胃癌晚期的学者正进行生命里的最后一次学术冲刺。师从金岳霖的自由主义思想家殷海光，在病痛折磨中仍以惊人的意志完成了《中国文化的展望》。
把一本书重新放回书架，并不意味着问题就此封存。更重要的是，我们是否愿意在日常生活与公共事务中保留自省的勇气与讨论的耐心：当社会面对新的压力与转型阵痛时，能否以更少的偏见、更严谨的论证、更开放的制度安排，去回应“我们应当如何更好地走向现代化”此长期命题。殷海光留下的——不只是文字——更是一种公共理性的提醒：把批判转化为建设，把焦虑转化为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