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内陆城市如何缩短与世界的距离、在开放竞争中形成比较优势？
地处西部内陆，传统印象中“离海远、成本高、通达慢”。
但随着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国际经贸往来对时效与稳定性要求提高，内陆城市要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必须回答两个关键命题：一是如何把地理“腹地”转化为开放“前沿”，二是如何以制度与服务把通道优势变为产业与贸易优势。
原因——通道体系完善、口岸效率提升与产业基础增强形成合力。
在成都国际铁路港，汽笛声中启程的中欧班列把海运约40天的时间压缩到10多天，显示出陆路大通道对时效型货物与制造业供应链的支撑作用。
铁路之外，成都加快构建立体化枢纽体系，成为中国内地同时运行两座国际机场的城市之一。
数据显示，2025年成都国际航空枢纽旅客吞吐量突破9000万人次，货邮吞吐量达117.0万吨；截至2026年1月，国际及地区客货运航线达102条，覆盖五大洲。
地面通道同样提速：2025年中欧班列（成渝）开行量突破5000列，连续五年保持领先，线路覆盖欧亚130余个城市。
更关键的是，口岸便利化降低了“时间成本”。
来自欧洲的旅客感受到智能化通关带来的效率提升，跨境出行由“紧张赶路”变得更从容。
进口食品与日用品通过陆海新通道快速进入市场，使在蓉外籍人士的生活供给更加丰富，开放红利从工厂车间延伸到城市日常。
影响——经贸规模扩张、要素加快集聚，开放从“通道”走向“枢纽”。
通道的价值最终体现在贸易与投资上。
2025年成都市外贸进出口总额达8502.3亿元，创历史新高，意味着每天超过23亿元货物在成都与世界之间流动。
成都高新综合保税区进出口总值达5256.9亿元，外贸规模继续位居全国综合保税区前列。
与此同时，在蓉世界500强企业已达300余家，存量外商投资企业超4000家，产业链协同与市场辐射能力不断增强。
制度型开放平台加快落地。
2026年2月27日，成都天府国际空港综合保税区正式封关运作，首单业务即实现飞机发动机等高附加值货物进区，释放出航空维修、临空制造、跨境电商等业态的拓展空间。
消费端也呈现“国际化与本地化并进”的特征，国际品牌在核心商圈快速开店、迅速形成聚客效应，折射出城市消费能级与商业效率提升。
更深层的变化在于资本与创新要素的汇聚：精准医疗、能源服务等领域的项目相继落地，面向外资机构的服务手册与对接活动持续推出，显示出成都以专业化、体系化方式链接全球资源的能力在增强。
对策——以“通道+产业+服务”协同发力，持续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面向新形势，成都需要把既有优势转化为可持续竞争力： 一是提升通道稳定性与多元化，强化航空、铁路、公路与陆海联运的衔接能力，增强对突发性外部冲击的韧性，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顺畅。
二是推动通道经济向产业经济升级，把综保区、铁路港、临空经济区等平台与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深度耦合，发展航空维修、保税研发、跨境电商、冷链物流等高附加值业态，让“过境流量”更多转化为“在地增量”。
三是以更高标准优化营商与口岸服务，扩大智能通关、提前申报、预检分流等便利化应用场景，提升跨境人员往来与国际商务活动的效率体验。
四是以宜居与包容增强“软实力”，在国际社区服务、教育医疗便利、外籍人才服务等方面持续完善，让更多“过客”愿意停留、更多企业敢于加码投资。
前景——从内陆开放高地迈向全球资源配置节点城市。
当前国际经贸环境复杂多变，但以通道为骨架、以产业为支撑、以制度与服务为保障的开放体系，正在增强成都的抗风险能力和资源集聚能力。
随着空港综保区能级释放、中欧班列网络拓展、国际航线进一步织密，成都有望在更大范围内参与全球分工：既服务西部地区企业“走出去”，也为全球企业进入中国西部提供更高效的门户。
未来竞争不仅在“有没有通道”，更在“能否形成枢纽带动产业、产业反哺枢纽”的良性循环。
成都的开放实践表明,内陆城市完全可以通过完善基础设施、优化营商环境、提升城市品质,在新一轮对外开放中占据有利位置。
当前,全球经济格局深刻调整,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依然突出,成都的探索为广大内陆地区提供了有益启示:开放不是沿海城市的专利,关键在于能否找准定位、发挥优势、主动作为。
随着共建一带一路持续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加快建设,成都等内陆城市有望在更高水平对外开放中发挥更大作用,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作出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