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物立史：马的造像是一部流动的文明档案 在中国历史上，马从来不只是役用动物；它既是战场利器，也是国家实力的象征，包含着精神信仰，并长期成为艺术创作的重要题材。近期，一项以河南出土文物为核心的系列文化报道，梳理了先秦至唐宋不同时期马形造像的演变脉络，为公众提供了观察中华文明演进的另一种路径。 河南位于中原腹地，历代多为政治、军事与文化重心。洛阳、郑州等地出土的马形文物时间跨度逾千年，造型与工艺各具特点，共同构成了一部由泥土、青铜等材料记录下来的艺术史。 二、先秦至秦汉：从战车之马到骑兵之马的历史转型 先秦时期，马的主要用途是驾驭战车。此时的马形造像整体偏沉稳厚实：头部较大、颈部粗短、四肢壮实，多为静立姿态，造型朴拙而有气势。2001年洛阳出土的春秋青铜马，是目前已知较早的马形艺术品之一，线条简练、古意浓厚，与陕西甘泉出土的商代圆雕小铜马在风格上相近，说明了早期马形艺术的基本面貌。 秦至西汉时期，马形塑造技艺明显成熟。比例更协调，轮廓更流畅，细节更丰富，陶马开始施以彩绘，表现力明显增强。河南省博物院所藏一组西汉骑马陶俑因“马身腐朽不存、骑手仍保持骑行姿态”而广为人知，这种偶然形成的视觉效果，反而清晰保留了汉代骑乘文化的生动印记。 汉代是马形造像发展的关键阶段。随着骑兵逐步取代战车成为作战主力，造像更强调力量与速度的动态表达：马体更高大，肌肉与曲线被着重刻画，夸张的奔腾姿态成为典型特征。甘肃武威出土的铜奔马被视为汉代马形艺术的代表，其腾跃姿态与“踏燕”构思至今仍令人惊叹。 这种变化背后有清晰的历史推动。汉武帝时期，引进西域良马、培育优良马种被视为战略重点。“大宛天马”进入中原后，在体型、速度与耐力上带来大幅提升，骑兵战力随之增强。同时，“天马”观念与崇拜在社会文化层面扩散，马被赋予更强的象征意义，成为力量、速度与自由的精神符号。郑州大象陶瓷博物馆所藏汉代绿釉勇士骑飞奔马俑，高仅八厘米，却以夸张姿态凝练出强烈的速度感，是此时代审美与观念的缩影。 三、东汉至魏晋：神话叙事与造型风格的双重演变 东汉时期，马形造像在延续汉代动势的同时，神话意味更为突出。西域“天马”概念与中原升仙信仰交织，马被塑造成可载人飞升的灵性之兽。郑州大象陶瓷博物馆收藏的东汉褐绿釉马上羽人俑，高约十八厘米：骑手头戴高帽、衣袂飘动、神情安然；座下马匹四肢健硕、表情生动，一人一马显示出超脱尘俗的气质，较集中体现了当时神话观念对造像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马形造像风格出现明显转向。西晋陶马更圆润，臀部丰满、四肢短粗，线条浑厚朴拙，带有憨态，与汉代的张扬动势形成对照。这种变化也折射出社会动荡背景下，艺术表达趋于内敛、追求平和的倾向。 到南北朝，马形造像再次发生关键转折，成为连接汉唐两大艺术高峰的重要过渡。北朝陶马常见颈部拉长、马头比例缩小，四肢线条更强调力量与支撑感，整体呈现出蓄势待发的紧张与结构张力。这与北朝尚武风气密切有关：马镫的出现与鞍具工艺的进步提升了骑乘技术，使马在军事与日常生活中的地位深入上升，也直接影响了造像的审美取向。 四、历史意义：文物造像是读懂古代中国的重要窗口 从先秦的朴拙青铜，到汉代的奔放陶俑，再到魏晋的圆润内敛，直至南北朝的结构张力，马形文物的演变与古代中国政治格局更迭、军事技术发展、经济条件变化以及信仰观念流转高度对应。这些文物承载的不仅是工艺水平，更是各时代的集体记忆与精神气质。 河南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对出土文物的系统整理与展示，有助于公众更具体地理解中国历史文化。洛阳博物馆、河南省博物院、郑州大象陶瓷博物馆等机构收藏的马形文物，正以实物方式讲述一段跨越千年的文明故事。
当现代观众凝视这些跨越时空的骏马造像，看到的不只是古代匠人的巧思，也能读出中华文明在不同历史阶段不断更新的精神轨迹。这些沉默的文物提醒人们：一个民族的审美与想象，始终与时代的脉动相互呼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