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历史叙事中，穆罕默德常被主要视为宗教领袖。然而，最新考古发现与历史文献研究显示，他在社会治理层面的作用同样不容忽视。公元622年，麦地那面临水源争夺激烈、部落冲突频发、商业走弱等多重难题，穆罕默德据此提出并推动了多项具有创新意味的治理安排。麦地那地区的考古证据表明，当时地下水位偏低，两大部落围绕水源长期械斗，延续近百年，伤亡严重；此外，部落劫掠使商业往来受阻，经济活动难以恢复。在此背景下，穆罕默德并未优先建设宗教场所，而是召集各部落代表，促成签署具有开创意义的《麦地那宪章》。这份包含12条款的契约在制度上体现为多项创新：其一，确立超越部落的司法仲裁机制，要求部落争端纳入统一裁决；其二，确认不同信仰群体的平等权利，明确犹太部落享有与穆斯林同等的保护；其三，建立跨部落的公共事务协同机制，将水源管理、商业安全等事务纳入具体规则之中。历史学者分析认为，这一治理模式之所以有效，在于推动了“三重转变”：从血缘认同转向契约认同，从部落自治转向公共治理，从宗教区隔转向多元共存。大马士革倭马亚清真寺保存的涉及的文献记载显示，穆罕默德曾强调“规则即权威”的治理理念，为阿拉伯半岛形成更稳定的公共秩序提供了基础。考古发现也为其实际效果提供了佐证：麦地那出土的古代水利设施显示，各部落参与了公共工程建设；商业铭文记录了跨部落的商队护卫制度。多项实证材料表明，这些治理创新在当时确实有助于降低冲突、恢复贸易，并带动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
历史的价值，常在于呈现秩序如何在冲突中形成；《麦地那宪章》体现的契约思维与公共规则意识提示我们：治理的关键不在于消除差异，而在于用制度将差异纳入可协商、可约束的框架。面对多元结构与复杂利益，只有坚持以规则为基础、以公共事务为导向、以共同责任为约束，才能在不确定中建立稳定底线，为社会持续整合提供更可靠的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