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老旧社区点多面广、人口密度高、公共空间紧张，往往叠加管理主体分散、服务供给不足等现实矛盾。
大渡口区九宫庙一带面积不大，却聚集老旧楼栋与农贸市场等重点场所，常住人口数量可观，日常人流往来频繁。
以菜市场为代表的公共场景，交易纠纷、占道经营、消防通道堵塞等问题易发多发；老旧片区还存在治安盲区、设施老化、个别安全隐患长期积累等情况，既考验基层治理精细度，也考验风险防控前瞻性。
原因：一是空间结构与功能叠加导致治理难度上升。
老旧楼栋集中、道路狭窄、商住混杂，使得传统“巡—管—处”模式难以覆盖全部细节。
二是治理资源与需求不匹配。
社区居民对证件办理、纠纷调处、治安防范、便民服务等需求高频而具体，若过度依赖“集中办理、层层流转”，容易出现响应慢、成本高、矛盾积累。
三是部分场所缺少自我约束与共治机制。
农贸市场牵涉摊商、经营户、消费者、物业与管理方等多元主体，仅靠单一部门难以实现常态化秩序维护。
四是信息掌握与早期干预不足。
老旧片区“人来人往、熟人社会”与“流动人口增加”并存，若风险线索不能及时汇聚，问题就可能从小纠纷演变成大矛盾、从一般隐患发展为安全事故。
影响：上述因素叠加，不仅影响群众生活便利与获得感，也容易造成公共安全风险外溢。
市场秩序不稳，会增加纠纷处置成本，影响营商环境与市容市貌；老旧片区隐患若不及时处置，可能引发盗窃、火灾等治安和安全问题，牵动群众安全感。
更关键的是，若基层治理难以形成闭环，容易出现“问题反复—被动处置—资源消耗”的循环，削弱社区自我管理能力与公共治理韧性。
对策：针对上述痛点，大渡口区公安分局民警李俊才在结束驻村工作后，主动参与九宫庙片区社区警务改革，将农村基层治理中行之有效的经验转化为城市社区可复制的做法。
其核心在于把治理端口前移、把矛盾化解在萌芽、把服务送到家门口。
一方面，以社区警务室为前沿阵地，依托“1+10+N”社区警务团队模式，推动警力、警务与服务一体化前置。
通过整合资源、建立多支群众自治队伍，把证件办理、矛盾调处、普法宣传、隐患排查等高频事项尽量在社区内就近解决，减少群众办事成本，提升处置时效，形成“小事不出社区”的治理闭环。
另一方面，聚焦矛盾最集中、风险最突出的重点场所，探索“行业自律+协商议事+秩序共管”的市场治理路径。
针对九宫庙菜市场日均人流量大、纠纷多发的情况，他牵头推动组建“菜篮子行业自律队”，以警民圆桌议事为载体，促成商户共同制定自治公约，并通过划线定责、门前三包等方式细化规则、明确边界。
以商户主动参与为基础，将市场管理与治安巡防嵌入日常经营，推动“要我管”向“我要管”转变，进而带动市场秩序持续改善。
同时，在衬布厂等老旧片区，他借鉴驻村工作中“睦邻互助、联防联治”的治理思路，推动成立“老街社会风气净化队”。
队员依托对人员、地形与情况熟悉的优势，协助开展隐患排查与先期处置，既能及时发现问题苗头，也能在警力到场前形成初步稳控，提升基层治理的预警能力与反应速度。
据了解，该机制在协助破获盗窃电缆案件、排除散养蜜蜂等安全隐患方面发挥了作用，体现出“群防群治”在基层治理中的现实价值。
前景：从实践看，把新时代“枫桥经验”落到城市社区，关键在于形成可持续的组织化动员和制度化运行。
一方面，治理成效离不开规则与激励的配套：自治公约需要与日常执法、物业管理、市场管理等机制衔接，形成“有人抓、按规则、能落地”的长效体系。
另一方面，老旧社区治理应更加注重“预防在先、服务优先”，通过常态化走访、普法宣传与风险排查，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把安全隐患消除在早期。
随着社区人口结构与商业业态持续变化，治理方式也需迭代升级，例如进一步完善信息联动、优化多方协同处置流程，推动共治力量从“参与”走向“专业化、常态化”。
基层治理的成效最终要体现在人民群众的获得感中。
李俊材从田间走向社区，将驻村工作的宝贵经验创新运用于城市警务实践，充分体现了新时代基层工作者的担当精神和创新意识。
他的探索启示我们，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关键在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充分调动群众力量，创新工作方式方法，让群众在参与治理的过程中获得幸福感。
这样的实践，正是推动"枫桥经验"在新时代焕发生机活力的生动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