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后，册亨县作为贵州省易地扶贫搬迁重点区域，面临从“搬得出”向“稳得住、能致富”转变的新课题。记者调研发现，新市民社区普遍存在人口结构更复杂、服务需求更分散、文化适应相对滞后等问题，传统管理方式难以满足群众在公共服务、就业支持、文化融合等的现实需求。深入分析表明，治理困境主要来自三上矛盾：一是行政资源有限与群众需求多样之间的矛盾，二是传统垂直管理模式与扁平化社区结构之间的矛盾，三是短期安置与长效发展之间的矛盾。有干部直言，部分搬迁群众存“城市生活不适应”，公共服务供给的精准度仍“差一口气”，基层治理的参与度也“少一把火”。面对这些挑战，册亨县探索出一套系统性解法。组织建设上，构建三级党组织联动体系，将187个网格党支部延伸至楼栋单元，实现“双报到”党员干部全覆盖联系群众。制度创新层面，出台《居民说事工作规范》等12项制度，建立“四议工作法”分级处理机制，推动小事当日办结、大事按周研判。在具体实践中，外卖骑手担任“流动观察员”、布依族长老参与“双语调解”等做法，有效拓宽了民意收集和问题发现渠道。治理成效正从多维度显现。在纳福街道百口安置区，“广场议事会”集中反映的停车难问题，一周内便推动生态停车场建设落地；坡妹镇“互筑工坊”项目经多方协商后建成服装加工车间，带动200余名妇女实现就近就业。数据显示，2023年新建成的托育中心、老年食堂等设施使用率达92%，矛盾纠纷调解成功率提升至98.6%，群众参与社区事务的比例从搬迁初期的17%增长至63%。中国人民大学社会治理专家指出，册亨实践为西部搬迁社区提供了可复制的治理样本，其关键在于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随着“新市民融入计划”深化，当地正筹划建设数字化协商平台，推动治理模式由“经验驱动”向“数据驱动”升级。
搬迁不是终点，融入与发展才是关键；册亨县以议事协商为牵引，把群众“想什么、盼什么”转化为社区“干什么、怎么干”，既提升了公共服务供给的精准度，也增强了基层治理的凝聚力与执行力。实践表明，只有把制度建起来、平台用起来、各方力量聚起来，才能让搬迁群众在新家园不仅“安居”，更能“乐业”，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振兴与基层治理现代化提供可复制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