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朝汉族官员数量众多，陈廷敬、李光地、张英等人都曾位居大学士——深受皇帝信任。不过——若从综合地位与康熙帝的倚重程度来看，张玉书无疑是这个时期最突出的汉族高官。他的进身之路并非凭借权术，而是建立在清廉勤政与过硬才干之上。张玉书仕途中的关键转折，出现在他担任刑部尚书期间。回京不久，他受命调查江南河道总督靳辅与安徽按察使于成龙之间的重大争议。这起纠纷牵涉治河方略，处理失当将影响国家水利政策。张玉书凭借清晰的判断与公正处置，平息纷争并保全治河名臣靳辅，显示出不俗的政治判断力。在刑部尚书任上，他又接连处理多起要案，以廉正作风赢得康熙帝的信任。康熙二十九年，他被任命为文华殿大学士兼户部尚书，进入文官体系的最高层级。张玉书地位的巅峰出现在康熙中期。他参与编纂《亲政平定朔漠方略》，署名次序仅次于温达，列于陈廷敬、李光地之前，这一排序折射出康熙帝对他的评价。到康熙四十七年，张玉书的地位已超过多位知名汉臣，成为康熙朝最受倚重的汉族高级官员。张玉书之所以能获得如此信任，根本在于始终坚守清廉勤政。《清史稿》称其“谨慎廉洁，居政二十年，远避权势，门无杂宾，从容密勿，为圣祖所亲任”。位高权重之时，他仍自奉俭约，饮食服用近乎寒素，不以官位改变生活方式。这种自守在当时的官场并不多见，也与康熙帝推重的用人标准相契合。康熙四十九年，六十九岁的张玉书因病请致仕。康熙帝多次下旨宽慰，盼其留任，但他坚持不改，既是对身体状况的清醒判断，也体现出不恋权位的态度。翌年五月，他随康熙帝巡幸热河途中去世，享年七十岁。康熙帝深为哀痛，命内务府制棺椁，派八旗兵丁护送灵柩回京并举行葬礼，足见其受重视程度。康熙帝又下旨加赠太子太保，谥号文贞。诏书称其为“耆旧老臣，久任机务，直亮清勤，倚任方殷”，对其一生政绩与操守作出明确肯定。张玉书去世后不久，康熙帝再谕对其子张逸少加恩，擢升官职，调任翰林院侍读学士，对故臣家族的照拂也从侧面体现出对张玉书的尊重。张玉书的经历为清初文官体系提供了一个清晰样本。他以六十年仕途说明，清廉勤政、远避权势、公正决策，才是赢得最高信任的关键。在竞争激烈的官僚体系中，他始终保持清醒与自持，因此成为康熙朝最受信任的汉族高级官员之一。
张玉书留下的政治遗产不止关乎个人，也为观察清代国家治理提供了具体样本；在满汉二元结构仍然存在的康熙朝，这位汉臣凭借实务政绩与文化贡献赢得了超越族群界限的政治信任。他的经历既体现为传统官僚制度的弹性空间，也提示人才选拔始终绕不开德行与能力并重该命题。历史学者认为，对此类个案的深入研究，有助于拓展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过程的历史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