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北京市通信管理局已经把4款屡次违反规定的App给下架了，国家网信办也发布了明确的规定：收集用户数据时，应该遵循“最小必要”的原则。作为全国人大代表，陈友坤对“不同意授权就不能用App”的条款非常不满，觉得这是霸王条款。他呼吁法律上给平台压实责任。比如打车、点外卖，甚至社交和办事，都离不开这些App，它们已经变成了我们离不开的数字公共空间。这个公共空间执行的却是丛林法则：要想获得服务，就必须交出隐私。大家可能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想用地图查个路线，先问你要通讯录权限；打开手电筒App，要读取你的位置；就连用个计算器，都想知道你的运动数据。不同意的话，就别用。这和你去商场买东西一样吗？店员如果要求你把手机密码告诉他才能买东西，你肯定转身就走。怎么换成App大家就忍了呢？因为平台用技术手段悄悄完成了一次概念偷换：把本该平等的服务契约换成了你只能服从的服从协议。比如你去便利店买水，付钱、给水，钱货两讫就各走各路。你不需要告诉店员你叫什么、住哪儿、和谁通了话。可现在的App协议更像是一份“俱乐部入会章程”：不授权，就别进来；不同意，另找门路。宁波市公安局最近通报了72款问题App，其中17款以“默认同意”方式索权，22款根本不提供撤回途径。这意味着你的同意是一次性的、被迫的、无法反悔的。所以平台可以随意获取你的隐私信息：通讯录、位置、运动数据等等。孙华峰作为责编支持了这种观点。北京在这次行动中已经对部分问题App采取了下架处理措施。韩淼宇作为编辑也表示赞同这一观点。王世洋对稿件进行了审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