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在能源转型加速推进的同时，贸易和产业层面的保护主义抬头，正成为可再生能源规模化发展的现实阻力；拉·卡梅拉指出，部分地区以“本地优先”等方式抬高市场准入门槛——叠加关税和非关税措施——客观上推高项目成本、拉长建设周期，也降低了全球产业链协同效率。他同时认为，保护主义对转型的拖累已在一些领域显现，但从长期看，转型方向不会因此改变。 原因：一是地缘冲突与供应扰动放大了各国对能源安全的担忧。本轮中东冲突的外溢效应影响航运通道与油气设施安全，市场对供应中断的预期上升，促使高度依赖能源进口的经济体加快结构调整。二是能源转型进入深水区后，竞争重点从“装机规模”转向“产业链与规则”。个别经济体出于就业、税收和技术优势等考量，更倾向通过贸易工具和本地化要求锁定产业收益。三是电网、储能、审批等系统性瓶颈仍然存在，一些地方以行政边界强化资源配置，导致跨区域消纳与互济不足，也在客观上为“地方化”提供了空间。 影响：短期看，保护主义可能抬高风电、光伏、储能等关键设备的采购和融资成本，延缓项目落地，甚至带来重复建设与低效投资。中期看，全球化分工被切割将削弱规模效应与技术扩散，放缓可再生能源成本继续下降的速度。更重要的是，在冲突与极端天气风险叠加的背景下，能源体系韧性正成为国家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拉·卡梅拉强调，低成本、稳定、可预期的能源供给是产业竞争的基础；如果无法建立高效安全的能源系统，经济体参与国际竞争将面临更高不确定性，甚至处于被动。近期多国政策也反映了该判断：例如英国针对新建住宅提出热泵与太阳能配置要求，意在通过终端电气化与分布式供能降低对国际化石燃料价格波动的敏感度。 对策：业内人士认为，需要在“开放合作”和“系统建设”两端同时推进。其一，推动可再生能源产品与服务的公平贸易环境，减少不必要的关税与歧视性措施，在关键矿产、组件制造、储能与电网设备等环节维持供应链多元与稳定。其二，以电网为核心完善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加快跨区输电、灵活调节资源与储能能力建设，提高消纳水平，用系统效率对冲局部保护带来的成本上行。其三，优化项目审批与并网机制，推进标准互认与数据共享，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其四，统筹产业转型与就业安排，通过技能培训、产业再布局与收益共享机制减少政策反复，为长期投资提供稳定预期。 前景：多重因素正将能源转型从“环保选项”推向“安全需求”。拉·卡梅拉认为，可再生能源不仅意味着更清洁，也凭借去中心化、可快速部署、边际成本更稳定等特点，为提升能源体系韧性提供了可行路径。随着技术迭代与规模化应用持续推进，清洁电力与终端电气化的综合成本优势有望继续释放。可以预见，围绕能源安全、产业竞争与规则制定的博弈仍将持续，但在经济性与安全性双重驱动下，全球能源体系向以可再生能源为主体转变的趋势将加强。
能源转型已不再只是减排议题，而是关系安全、韧性与竞争力的综合命题。不确定性上升之际，更需要以开放协作降低系统成本，以规则衔接稳定市场预期，以结构性改革提升供能能力。减少地方保护和贸易壁垒，让清洁能源在更大范围内高效流动与优化配置，既有利于绿色低碳发展，也是在新一轮全球竞争中争取主动的现实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