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解除权行使乱象频发，法律关系悬而未决 近年来，合同解除纠纷案件持续增多，反映出部分当事人行使解除权不够规范。有的主体解除权依据并不明确的情况下就发出解除通知，或在诉讼中提出相互矛盾的请求，导致合同效力长期处于不确定状态。这不仅加重司法处理成本，也可能扰乱既有交易安排，影响市场稳定。 原因：实体与程序混淆，规则理解存在偏差 从根源看，乱象多源于对解除权构成要件理解不完整。《民法典》框架下，解除权通常需要同时满足“权利成立”和“程序合规”两上要求，但实践中常见两类偏差：一是将未达到根本违约程度的轻微瑕疵放大为解除事由；二是认为只要发出解除通知就当然发生解除效力，从而忽视异议期及其法律后果。尽管司法解释已对涉及的规则作出细化，但一些市场主体对“诚实信用”“公平原则”等条款的适用边界把握仍不够准确。 影响：威胁交易安全，增加社会成本 无序解除直接冲击契约稳定。以长期性合同为例，解除权被滥用可能造成合作链条中断并引发连锁损失。数据显示，约30%的合同纠纷因解除争议导致损失继续扩大。同时，司法资源被大量消耗在合同效力确认等环节。以2023年长三角地区为例，此类案件平均审理周期达到4.2个月，明显高于一般商事纠纷。 对策：构建“两步走”审查体系，强化裁判指引 法院系统正推动更清晰的标准化审查路径： 1. 确权阶段：重点核查四项要素——约定解除条款是否有效、法定解除事由是否充分、行权主体是否适格、解除权是否仍在存续期间。对表述含混的条款，适用“目的解释”等方法，避免出现明显失衡的结果。 2. 察序阶段：严格审查通知方式与异议期限。明确对电子邮件、函件等非传统书面通知，应当提供送达或有效告知的证据；异议期届满未起诉，并不当然推定解除已生效。 同时，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典型案例进一步明确“轻微违约不解除”的裁判规则。例如在某建材购销案中，买方以0.5%的交货延迟主张解除，法院认定该瑕疵未影响工程进度，最终驳回相关诉求，说明了司法对交易稳定的保护立场。 前景：完善规则衔接，推动诚信体系建设 随着《合同编通则解释》持续落地，解除权审查标准有望进一步统一。专家建议建立“解除权负面清单”，明确不得约定或不宜作为解除依据的事由；同时探索“预判式调解”，在立案前端提前识别争点、分流化解纠纷。市场监管部门也在研究将恶意解约等行为纳入企业信用记录，形成法律规则与信用约束的衔接机制。
合同解除既是权利救济，也是交易秩序的制度安排。把解除权审查落到实处，关键在于既防止权利被滥用而破坏交易预期，也避免守约方因程序或认知偏差而难以及时救济。通过更明确的规则稳定预期、以诚信导向促进市场运行，才能让合同制度在“可履行、可退出、可救济”的闭环中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