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当前，国际能源体系面临多重压力叠加；地区地缘冲突延宕升级——冲击能源、贸易与航运链条——国际油气价格波动明显，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受到考验。另外，个别国家推行单边主义做法，扰乱市场秩序、放大不确定性，使能源安全问题从企业层面的风险，演化为各国必须共同应对的全球性挑战。如何保障供应安全的同时加快绿色低碳转型，成为摆在各上前的现实课题。 原因：一方面，全球减排压力与能源结构“惯性”并存。气候变化挑战推动各国形成转型共识，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出“人人享有负担得起、可靠和可持续的现代能源”等目标；《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八次缔约方大会明确到2030年全球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较2022年翻三番、突破110亿千瓦的路线图。另一方面，化石能源较长时期内仍承担基础性作用，叠加传统能源投资周期长、跨境通道敏感性上升，导致转型节奏受到外部冲击影响更大。此外，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融资成本偏高、电网薄弱、技术与人才短缺等瓶颈，“转型需求”与“发展需求”在短期内交织，形成区域性失衡。 影响：全球转型虽已见势头，但目标缺口不容忽视。国际可再生能源署数据显示，2024年全球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达44.48亿千瓦，较上年增加5.85亿千瓦，创年度增量新高；过去10年，全球风电、光伏发电项目平均度电成本分别累计下降超过60%和80%，为规模化推广奠定基础。但要实现2030年110亿千瓦目标，2025—2030年仍需年均新增约10.92亿千瓦装机，现实增速与目标要求之间存在明显差距。更值得关注的是，能源贫困问题仍在部分地区延续，电力短缺与电价高企影响工业化与民生改善，若不能同步解决“可及性”和“可负担”，转型成果难以公平共享，也可能引发新的发展鸿沟。 对策：在全球能源安全承压的背景下，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以务实合作为抓手，为转型提供可操作路径。一是坚持民生导向，把绿色能源合作与改善用能条件结合起来。10多年来，中国与共建国家在油气、核电、水电、新能源等领域推进一批标志性项目，也通过“小而美”工程聚焦电力接入、用电成本等痛点，带动就业与税收增长，提升当地公共服务能力。以中非光伏合作为例，涉及的光伏电站累计装机容量已超过150万千瓦，为更多家庭与社区提供稳定清洁电力，推动“能源可及性”与“绿色转型”同步落地。二是以互联互通增强系统韧性，降低外部冲击带来的供应风险。以跨境管网、输电通道和智能电网等基础设施为支撑，推动资源与市场更高效配置，有助于提升区域能源调配能力，促进可再生能源并网消纳与跨境交易，减少因单点风险导致的供应中断。三是以产业协同降低转型成本，形成“技术—装备—工程—运维”的综合解决方案。中国加快推进“双碳”目标以来，建成全球最大、发展最快的可再生能源体系，2025年风电、太阳能发电累计并网装机达18.4亿千瓦，较2020年增长3.5倍，并形成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新能源全产业链体系，光伏组件、风电装备供给能力对全球成本下降发挥积极作用，为共建国家以更可负担的价格开展转型提供支撑。 前景：面向未来，全球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将从“装机扩张”进入“系统重构”阶段，既要加快可再生能源规模化发展，也要同步提升电网承载能力、储能调节能力与跨境协同水平。预计在国际合作更加重视韧性与公平的大趋势下，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将继续在三上释放潜力：一是以规则与标准对接提升项目可持续性，推动绿色投融资、环境与社会治理等实践深化；二是以数字化、智能化赋能电力系统，提高可再生能源消纳与调度效率；三是以能力建设和人才培养增强“本地化”发展动力，帮助更多国家把资源禀赋转化为长期发展优势。随着更多合作项目落地见效，绿色能源有望成为促进共同发展的重要公共产品。
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是全球共同任务，既关系减排目标，也关乎发展与民生；面对地缘冲突与市场波动带来的不确定性，各国需通过互利合作稳定预期，以互联互通增强韧性，以可负担的清洁能源改善生活。只有将转型目标落实到具体项目与制度安排中，才能在保障能源安全的同时，推动全球绿色低碳进程取得实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