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候咱们就该聊聊，“科林格里奇困境”，你看这OpenClaw一火，“AgenticAI”时代真就来了，AI治理这事儿立刻就被拎出来说。就在3月29日，复旦大学搞了个跨学科论坛，专门讨论怎么应对这个问题。大家都在琢磨，“科林格里奇困境”说的就是技术跑得太快，治理措施总跟不上趟，等问题出来了再想纠正就特别费劲。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陈昌凤教授就说了，现在以OpenClaw为代表的智能体正在改变信息的玩法，以前大家只是用工具获取信息，现在是真的成了“行动参与者”。任务不再是孤零零的完成，而是要靠模型、工具、平台、部署者和使用者一起折腾出来。这时候责任往哪划就成了大麻烦，智能体不再是听指令的机器了。上海计算机软件技术开发中心AI治理研究所的陈敏刚也感叹，OpenClaw这么火，给测评带来了大难题，比传统模型难太多了。以前只要看“答得对不对”，现在得盯着任务有没有成、过程顺不顺、出了岔子能不能恢复、错在哪一步。他还特意提到了北京大学和香港大学搞的ClawEval框架，这个测评方向真的很新。东南大学人文学院的王钰教授就讲了个做法，把中国的老智慧和西方的伦理结合起来搞了个大模型“问道”，想给治理逻辑往前推一推，别等到技术都做完了才去看行不行。她觉得伦理问题不是结果上的事儿了，得从数据、算法到系统设计阶段就开始管。具身智能公司眸深智能的胡斐也提了企业的看法：安全可控、促进创新、保障公平。他建议给AI治理分类分级，还可以学学英国搞的“监管沙盒”，划出条线让企业在里面安心创新。这不，这次论坛还是复旦大学一个“人工智能伦理的中国之治研究”项目的开题会，就是想摸索出一套灵活又有人本精神的治理办法。大家伙儿现在都在想呢：在这个“AgenticAI”的时代，咱们到底用哪种治理模式才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