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进程不断加速，如何保留并传承地方文化记忆，已成为当代文学创作绕不开的课题；赵和平的新作《古道西岭》围绕该主题展开，以文学方式进行回应。作品以东阳为中心，延展至磐安、义乌、永康、诸暨等周边地区，搭建起一个地域特征鲜明的叙事空间。小说讲述县令郭富望遭追杀后携侍女阿卡逃至古道西岭，在近百户酒坊聚集的山村中，凭酿酒绝技与抚琴之艺，化解两个村落延续多年的积怨。作品将个体命运与地方变迁交织在一起，在酒香与琴音的交融中，展开一场关于传承与和解的较量。东阳酒文化构成作品的重要文化底色。据考证，东阳酒史可追溯至春秋战国时期的越国；唐代列为贡酒；宋代酒作坊成片发展，借水路运往杭州、苏州、天津、北京等地，成为市场上的上等货。其制曲、投料、发酵、压榨、煎酒等工艺，为黄酒酿造提供了范本，并一度被确立为官酒标准。产业繁盛也带动了糯米种植、酒坛烧制、酒曲制作以及水陆运输等有关行业，成为东阳的重要经济支柱之一。酒文化在东阳人的日常中深入而具体：婚丧嫁娶、辞旧迎新、升学庆生、朋友相聚，酒往往不可或缺。过去自家酿酒在老辈人中十分常见，富裕人家多用精粮，一般人家多用粗粮，也有人以野果野花、甘蔗渣入酿。酒糟同样被充分利用，衍生出酒糟萝卜、酒糟禽畜、酒糟水产、酒糟面食等饮食做法，使酒不仅是一种饮用物，也成为生活方式与民俗传统的一部分。赵和平把故乡写进小说，源于他对“离别”与“重逢”的切身体验。因工作迁居杭州后，他再次返乡时产生了明显的陌生感：曾经呈“丁”字形的城东街、西街、南街，多是老房子，如今已被高楼与商业设施取代。更令他触动的是，在故乡问路时，年轻人听不懂方言，只能改用普通话交流。地方语言等文化符号的淡出、身份认同的模糊，让他选择以文学重新审视并记录故乡。近年东阳经济快速发展，吸引大量外来人口，为城市带来活力，也加速了传统文化的碰撞与变化。赵和平借《古道西岭》的虚构叙事，试图留住可触可感的文化记忆，让读者在酒香与琴音中体会地方文明的厚度与温度。作品既是对东阳酒文化的文学呈现，也延伸至对乡村文明、传统技艺与人文精神的追问与思考。
故乡从来不只是地理坐标，更关乎共同生活如何被记住、被理解、被传下去。《古道西岭》以酒香写产业与民俗——以琴音连情感与伦理——把“变化中的熟悉”写成一种可被思考的经验：发展带来新面貌，也带来新的沟通与认同难题。如何在开放流动中守住文化根脉、在现代生活里延续地方精神，既需要制度与公共文化的支撑，也需要文艺作品持续提供细致的描写与回应。这种书写最终指向的并非回到过去，而是在理解变化的基础上，更清醒地走向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