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名相富弼早年的崛起，靠的是一张“非常规”的入场券。虽然他后来成为了名相，但富弼最早并没有通过正常的科举正途进入仕途，而是在制举这个不定期的加试里崭露头角。制举是朝廷为了选拔非常规人才而设的科目，因为科目多变且难度极大，所以被认为是最具挑战性的。富弼是因为在科举常科里落榜才决定去尝试制举的。结果他的表现非常突出，一路杀进了第四等。范仲淹在1043年给宋真宗上书《答手诏条陈十事》，把“精贡举”纳入了新政的核心纲领。新政失败后，1048年四月朝廷下诏恢复旧制，范仲淹的改革也彻底归零。尽管如此，他的努力还是为后来的王安石变法奠定了基础。富弼能够上榜，是因为范仲淹给了他一次机会。当时范仲淹追上了想要返乡的富弼，鼓励他留在京城参加六月举行的制举。这次制举设了三科：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茂才异等、书判拔萃。布衣出身的富弼选择了“茂才异等”这一科目，而这次考试的内容主要以论为主，不考诗赋。这恰好避开了富弼在诗赋方面的短板。结果他一举成功，被授将作监丞、知天长县，正式踏入了仕途。富弼的“诗赋短板”并非个例。北宋进士科虽然分六艺（诗、赋、论、策、帖经、墨义），但朝廷取士越来越看重诗赋的文学氛围。而真正为官时常用的却是奏议和时务策。范仲淹执掌应天书院期间更是直言：策论才是官员向皇帝建言的工具科。因此他没有因为富弼落榜而轻视其能力，反而劝他改奔制举并动用资源为他铺路。1057年进士科高中后因母丧回家守制的苏轼和苏辙兄弟三年后再返汴京应制举时双双上榜——苏轼更拿下第三等。这次成功让苏轼成为北宋300余年制举第一人。宋真宗时期就有大臣提出先策论后诗赋的建议；而范仲淹守丧期间执掌应天书院时更是上书《上执政书》直言其重要性。宋神宗熙宁年间王安石二次出手彻底废除明经诸科只留进士科；并以经义论策取士连诗赋一并砍掉。中国科举自此迈入全新赛道进入“学校养士、科举取士”并行的新阶段。这场跨越百年的启示范仲淹留下了两条清晰信号：策论是为官工具诗赋是文学爱好；教育必须与选才同步。正因他把这两条道理摆上台面才为百年后的王安石变法埋下伏笔——也让我们明白：任何一次看似“折戟”的改革都可能是下一场伟大变革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