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六年（1917年）春，围绕对德宣战的议案，成了各方力量较量的焦点。国务总理段祺瑞为争取地方实力派支持，紧急召集各省督军进京商议，却遭到南方军阀冯国璋、陆荣廷的冷淡回应。在这样的局面下，安徽督军倪嗣冲的异常活跃很快引起政坛注意。作为最早抵京的实权督军之一，倪嗣冲起初误判了局势。他公开批评梁启超等主战派，并试图借支持黎元洪来为自身及家族谋利。史料显示，其子倪道烺当时为谋求盐务官职四处请托，甚至在场面上触怒黎元洪，遭到当庭斥责。这种判断失误背后有三点原因：一是低估段祺瑞对军政资源与军事话语权的掌控；二是忽略黎元洪作为虚位总统的现实限制；三是对军阀之间“利益交换”的运作规则认识不足。
民国六年这场围绕宣战展开的督军表态，表面看是外交立场的统一，实质上反映的是制度脆弱背景下的权力动员与利益重排。当重大国家议题被派系化、工具化，政治参与者就容易从“辨是非”滑向“算得失”，进而放大不稳定因素。历史提醒人们：真正持久的共识，依赖可遵循的制度与程序，而不是短暂的站队与一时的声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