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们把目光投向中央国医馆的老馆长焦易堂那儿，有位叫江定谟的秘书当年曾专程去探访一位叫阮子宗的神医。这时候的阮子宗已经是肝癌晚期了。江定谟不无感慨地说，要是阮子宗能多带几个徒弟就好了。阮子宗自己却解释道，这活儿特别吃天赋，得像老母鸡孵蛋一样把手伸进肚子里去摸软乎乎的脓包，要是没感应瞎刀下去，那可是要出人命的。他虽然不轻易收徒，但唯一的外地徒弟樊汝梅倒是挺争气。当年樊汝梅才15岁，白天帮着打扫屋子偷师学艺，晚上又去养鸡摸鸡肚子里的软蛋卵。最后这份刻苦劲儿感动了阮子宗，终于被他收归门下。 到了五十年代初，省里的卫生局有位叫方洁的秘书接手了阮子宗的案子。他把阮子宗的虎撑、手术器具都给收走了，还专门走访了那些被治好的病人。调查组发现了个怪事儿：阮子宗坟头上寸草不生，四周还被抠得坑坑洼洼的。原来老百姓以为这坟上的花草都是神仙留下的仙气儿，都抢着拔回去熬汤治病。要是花草都拔没了，他们干脆就抓一把土当仙水带走。八十年代重修县志的时候，原本放在省卫生局的那堆档案却在动乱年代被扔进了杂物库里。有关部门派人翻找了半天，最后只找到了那个虎撑、还有一把半月形的黄铜手术刀以及几页医案。至于那根银子探针早就没影了——银子是白的，眼珠子也是黑的，谁都能趁机顺手牵羊混水摸鱼。现场没有相机复印机也不让外带东西；等开门的人准许再去取的时候，虎撑、手术刀还有那几页医案早就不翼而飞了。一代神医的传奇再次跟史志失之交臂。 咱们再把时间线拉回1940年。那年新四军东进黄桥打得很热闹，“何四旅”全军覆没了。作为国民党县保安大队副大队长的何克谦也没逃掉被杀的下场。时光再往前倒回1938年那会儿，日寇占领了如皋城。何克谦摇身一变成为“何四旅”的旅长了。他以“征用”的名义把阮子宗的次子阮有林“请”到了西来据点里关押着。这还不算完，何克谦敲走了阮子宗20万大洋的家底。一个月后当地老百姓把路都给堵死了，“请财神”的阵势瞬间变成了“放财神”的戏码。 再往前推到1930年的时候红十四军兵败黄桥，国民党的部队卷土重来占领了如西地区。县保安大队副大队长何克谦是个搜钱高手，他把“阮半记”翻了个底朝天也没找到一个红军伤员的影子。何克谦皮笑肉不笑地说：“短短几天就把人都治好了送走了？不愧是神医！”紧接着他就敲走了阮子宗八根金条和三万大洋才“宽宏大量”地放了他一马。 这期间还发生过一件挺有意思的事儿——用银子做钳子。当时深部的子弹头取不出来很麻烦，银匠连夜开炉打造了一把纯银钳子用来拔牙伤子弹头。这把钳子看着倒是挺精致的，结果一夹东西就变形了。后来是红军伤员拿出了一把阮子宗平时用的黄铜手术刀给他提了个醒：“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原来铜粉正是秘方里的君药能够活血化瘀、续筋接骨呢！铜工们干脆用黄铜子弹壳打造成了一把新钳子做手术用。这种手术从来没引起过交叉感染，“快手神医”的名号也就这么叫响了。 说回1928年如泰地区的五一农民大起义那会儿，红军队伍屡遭围剿。“阮半记”因为躲在鸡鸣三县交界的黄市比较隐蔽安全成了伤员的首选去处。阮子宗本来挺怕“兵匪一家”的，他以“只看疔疖痈疽”的名义拒绝给红军治枪伤刀伤。直到真正接触了这支为穷人翻身而战的新式军队后他才明白过来——这跟悬壶济世其实是一回事啊！那时候中医把细菌感染看成是“毒火”。阮子宗拿出了治疗恶疮的清热解毒秘方来对付伤口发炎的问题，结果伤口愈合得特别快。后来他哥哥右臂中弹骨头渣子取不出来眼看就要锯掉胳膊了，还是徒弟樊汝梅用秘方把骨渣托出来才保住了一条命。 时间再回到更早之前的某年秋天的一个丹桂飘香的好日子。何先生、吴子仁、徐老板还有陈儒卿四人约着一起去了“阮半记”。他们还特意带来了一位风水先生去选址呢！原来何先生提议把捐款换成铜像的时候吴子仁立马就同意了。他顺手就把功德簿上捐款最多的病人地址给抄了下来成立了一个募捐委员会。今天带风水先生来就是为生祠选址的事儿。酒过三巡之后靖江县新港那个得了怪病的少爷才姗姗来迟进屋就赔不是：“家里有点事耽搁了二亩地照捐给你们这一亩地就当罚款了！”阮子宗端起酒杯站起来说：“诸位红光满面这就是对我最大的报答了；治病救人本来就是医生的本分塑像建祠那得折阳寿啊！让风水先生给咱选块百年之后的墓地这辈子也就够了！”一句话就把建铜像和修生祠的事儿都给婉拒了。 阮子宗从那个被人称作“一摸先生”的江湖游方郎中慢慢变成了老百姓心目中的神仙般的存在。他拒绝建铜像也拒绝修生祠这份豁达劲儿；他用银钳也用黄铜刀这种固执的坚持；他被红军称为“快手神医”又被老百姓当神仙一样供养起来这种矛盾的态度——所有这些反差和冲突凑在一起构成了一个活灵活现的民间传奇故事。今天咱们再回头去看这段往事还是能感受到一位真医生、真神医在尘世和信仰之间那种挣扎着闪耀的炽热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