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快速城市化背景下，如何稳住并提升城市生物多样性，既是生态文明建设绕不开的课题，也是超大城市治理的现实挑战。成都位于多条候鸟迁飞通道交汇区域，河流湿地与山地林地交错分布，天然具备“候鸟驿站”的区位优势。但同时，人类活动强度高、栖息地碎片化、非法捕运售养等风险，也可能对鸟类生存繁殖造成压力。如何把“看得见的风景”真正转化为“守得住的生态家底”，考验治理体系的系统性与持续性。 原因——鸟类记录数量的增长，既得益于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也与监测技术和治理机制的升级同步推进。最新发布的《成都鸟类名录v6.0》显示，截至2026年3月27日，成都境内累计记录鸟类达599种，占全国鸟类记录的近四成、占四川省记录的近八成；一年净增13种，新增物种在浣花溪、青龙湖、都江堰熊猫谷等区域被发现。新增名单包括紫背苇鳽、红嘴巨燕鸥、猎隼、棕腹蓝仙鹟等，显示不同类型栖息地对物种的吸引力在增强。 更值得关注的是，此次修订在方法上出现关键变化：声纹识别被纳入鸟类记录流程。过去鸟类调查更多依赖目视与影像，受光照、距离、遮挡以及鸟类短暂停留等因素影响，“看不见”往往就“记不下”。声纹监测通过定时自动采集林地、湿地等区域音频，并与鸟鸣数据库比对，为高隐蔽性、夜行性或快速移动的鸟类提供新的识别路径，让“听得见却难确认”的信息转化为可追溯、可核验的数据。此变化提升了监测的连续性，也为名录更新提供了更扎实的证据链。 影响——物种记录的增加，首先发出生态系统健康度与完整性提升的更清晰信号。名录显示，599种鸟类中既有占比突出的雀形目物种，也有大量非雀形目水鸟、猛禽等；其中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鸟类21种、二级113种，说明成都不仅“鸟多”，而且“珍稀种多”，生态价值上升的同时，保护责任也随之加重。 其次，鸟类活动空间正更多进入城市生活场景，折射“人—城—自然”关系的新变化。棕腹蓝仙鹟在高校校园被记录、环颈雉带幼鸟穿越道路引发车辆主动避让等案例，说明城市绿地、河湖廊道与周边山地林地之间的连通性在增强，野生动物与市民生活的接触面扩大。随之而来的不仅是更丰富的生态体验，也包括交通安全、公众喂食干扰、人与野生动物冲突预防等新的治理议题，城市精细化管理需要相应调整。 对策——面对“记录增长”与“风险并存”的局面，成都通过制度建设、执法监管和社会参与形成合力，推动保护从单点处置转向系统治理。一上，依托“林长制”等基层治理体系，强化重要栖息地巡护与联动执法，推动“林长+警长+执法员+护林员”等多方协同，提高对破坏栖息地、非法捕猎等行为的发现与处置效率。另一方面，针对花鸟市场与自发交易点等风险环节，完善链条化监管，突出对“捕、运、售、养”等环节的综合整治，降低非法交易对野生鸟类种群的压力。 同时，围绕群众养鸟需求与依法治理之间的平衡，成都出台规范宠物鸟类合法养殖管理的正面清单，通过明确需加载专用标识的鸟类范围和可依法饲养的物种边界，引导公众守法前提下满足合理需求，兼顾“堵漏洞”与“便民化”。这一做法有助于压缩灰色空间、降低监管成本，也为其他城市提供可参考的治理思路。 前景——从迁飞通道保护到城市生态网络建设，从湿地修复到技术监测升级，成都鸟类多样性提升有坚实基础。但要实现从“接近600种”到“稳定高水平”的跨越，还需在三上持续发力：一是继续提升河湖湿地、林地斑块与城市绿道的连通性，减少栖息地破碎化，增强生态系统韧性；二是推进声纹监测、视频监控与地面调查的融合应用，完善数据共享与科学评估机制，让保护决策更精准；三是把公众参与纳入长效机制，通过爱鸟周、自然教育、志愿巡护等方式提升社会共识，形成“人人可参与、处处可守护”的治理格局。
当第600种鸟类即将加入成都的生态图谱，这座城市的实践带来一个清晰结论：现代都市与自然生态并非零和关系，而是可以相互成就。从技术赋能到制度完善，从专业守护到公众参与，成都正在探索超大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可行路径。每一羽掠过城市天际的飞鸟，都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具体呈现，也为城市生态治理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