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基层治安形势与群众安全感紧密相连。但在现实中，矛盾纠纷往往具有隐蔽性、突发性和传导性：一旦发现不及时、疏导不到位，口角争执很容易演变为治安案件，甚至升级为刑事案件。随着城镇化推进、人口流动加快，劳资、租赁、债务、企业经营等领域纠纷更为多发，传统“出了事再处置”的做法难以适应风险变化，也会推高治理成本、加大处置压力。 原因—— 甘肃在推进“主动创稳”过程中，把治理重点由末端处置转向前端预防，关键在于将风险识别融入日常——把处置力量下沉基层——把协同机制真正运转起来。 一是以实地走访补齐信息短板。以村社为基本单元，社区民警围绕人员、场所、事件、物品、组织等要素，统筹开展入户走访、案件回访与集中排查，形成可追溯的隐患清单。行动开展以来，全省汇总矛盾纠纷线索2.07万条，成功化解1.83万条，化解率88.5%。 二是以重点滚动排查提升识别精度。依托“百万警进千万家”等机制，联动街道社区、物业、网格力量，针对劳资、租赁、企业倒闭等高频领域开展滚动摸排，累计摸排突出矛盾纠纷1207起，调解成功1085起，调解率89.9%，实现底数更清、情况更明。 三是以数据闭环提升处置效率。对纠纷类警情实行全量录入、全程跟踪，形成“发现—录入—分流—反馈”闭环。在6.5万起纠纷类警情中，现场调解5.7万起；对未调解成功的，同步推送主管部门介入，为后续处置争取时间窗口。 四是以风险预警前置阻断升级链条。依托数据平台对纠纷警情开展综合研判，聚焦刑释解教人员、涉毒人员、肇事肇祸精神障碍患者等重点群体，累计排查重大矛盾纠纷384起。以庆阳为例，当地核查线索后提前介入，及时处置一起刑满释放人员扬言报复的风险事件，有效避免事态扩大。 影响—— 数据显示，治理重心前移带来直接成效：因矛盾纠纷引发的刑事案件同比下降2.25%，治安案件下降24.39%。更重要的是，一条以源头防控为导向的基层治理链条正在逐步成形：社区民警通过走访排查提升隐患发现率；分级分类管理让警力和社会资源投向更精准；跨部门联动缩短处置周期，减少纠纷反复和情绪对立。群众对“身边事有人管、管得及时”的感受更强，也为经济社会秩序稳定提供了支撑。 对策—— 甘肃在机制建设上突出“三到位”，推动共治共防由“各管一段”向“同题共答”转变。 一是多元调解体系更完善。推动派出所、司法所、律师事务所“三所联动”，6273起矛盾纠纷实现一次性化解；同时组织710支志愿调解队伍，吸纳退休干部、退役军人、律师等参与，增强基层调解力量供给。 二是联防联控责任更清晰。派出所发现矛盾隐患后及时抄告属地乡镇街道，政法、司法、民政等部门同步跟进、会商处置。已有3433条隐患信息在推送后落实帮扶救助、法律援助等措施，推动实现“一个隐患、一套方案”。 三是回访销号机制更严密。对调解事项实行日排查、周梳理、月汇总，对可能激化的热点及时发出预警提示；对已化解事项通过电话和走访回访，降低反弹概率。依托“一标三实”等平台，累计录入隐患信息1.6万条，已清零1.4万条，清零率89.1%，以动态管理推动常态见效。 前景—— 当前基层社会治理更加注重系统性、协同性与法治化。下一步，甘肃“主动创稳”仍需在三个方向持续用力：其一，提升数据研判的准确性与可操作性，推动警情、网格、热线、信访等信息更高效汇聚共享；其二，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的制度供给，强化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衔接，提升专业化、规范化水平；其三，强化对重点群体、重点领域风险的分层处置与服务管理，把帮扶救助、心理疏导、法律服务嵌入治理流程，压缩“由纠纷到案件”的转化空间。随着机制磨合加深、基层力量下沉与社会参与扩大，源头防控的综合效益有望更释放。
甘肃“主动创稳”的实践表明，社会治理现代化不仅依赖技术手段升级，也取决于治理理念的转变；当“预防优于处置”成为共识，当数据赋能与机制联动替代单纯的人海投入，平安建设就能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塑造。该探索提升了治理效能，也让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在基层治理中更可感、更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