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外卖“线上光鲜、线下失范”仍有滋生空间；记者随执法人员走访发现，个别外卖加工点藏身社区院落、闲置场所或街巷角落，后厨环境与展示页面严重不符：灶台油污堆积、食材混放、异味明显，取餐口甚至紧邻垃圾堆；有的宣称“大厨现炒”“新鲜食材”，实际以微波加热、料包复热替代现场烹制；还有商家未平台登记、未取得食品经营资质，通过社群下单形成“私域外卖”，绕开平台准入与日常巡检。这类通过租借证照、虚构地址、伪造图片等方式包装上线的“幽灵外卖”——一旦被查处——还可能通过更换名称、标识再次出现，治理难度随之增加。 原因——高需求、低成本与监管盲区叠加，催生“灰色生意链”。一上，外卖消费持续增长，订单密集、供给多元，为不规范经营留下空间；另一方面，部分小作坊以低租金、低投入换取短期收益，通过“借证”“套壳”压低违规成本，甚至将经营链条拆分为加工、配送、引流等环节，隐蔽性更强。同时，监管资源相对有限，传统依靠日常巡查和投诉受理的方式难以覆盖大量分散点位；个别商家转向私域社群交易后，订单不平台沉淀，数据可追溯性下降，也削弱了平台治理的抓手。 影响——侵害消费者权益，冲击公平竞争，放大食品安全风险。外卖直接面向大众，尤其覆盖校园周边、社区居民等高频消费人群，一旦后厨卫生失控、原料来源不明、加工环节违规，容易引发群体性健康风险，并加大季节性食源性疾病隐患。对市场而言，“幽灵外卖”以低成本绕开合规门槛，对依法经营商户形成不公平竞争，扰乱行业秩序；对平台生态而言，门店信息失真会消耗用户信任，抬升维权与社会治理成本。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12月我国网上外卖用户规模达5.92亿人，外卖食品安全已成为关注度高、影响面广的公共议题，治理成效直接关系群众安全感。 对策——以“监管+平台+社会”协同，推动治理从“事后处置”转向“源头防控”。政策层面，国务院食安办明确要求依法依规、从严从快打击“幽灵外卖”等违法行为，为各地集中整治提供指引。地方实践中，郑州推出“郑骑先锋随手拍”平台，将骑手纳入社会共治：骑手取餐时发现后厨卫生或证照异常，可即时拍照上传，线索核实后给予奖励，形成“发现—核查—处置—反馈”的闭环，提升线索密度与处置效率。关键在于把监管触角延伸到最前端场景，让“路过的知情者”成为“移动监督员”，以较低成本快速识别隐蔽点位。 同时，治理“幽灵外卖”不能停留在线索征集，更要在制度与技术上压实责任。监管部门应强化证照核验与地址核查，对租借证照、虚构经营场所、屡查屡犯等情形依法从严处罚，并推动联合惩戒，提高违法成本；对校园周边、城乡接合部、夜间经营集中等重点区域，建立清单化排查与抽检机制，做到“查处一处、规范一片”。平台上，要完善商户入网审核与动态巡检，将图片、地址、经营主体等关键信息的真实性校验前置；对多次被投诉、评价异常、出餐模式与宣传不符的门店加强风险模型识别，必要时采取下线、限制接单、强制复核等措施。对“私域外卖”则需强化溯源与执法协同，既依法打击无证经营，也为小微商户合规经营提供清晰路径，避免简单化“一禁了之”。 前景——春节消费旺季临近，食品安全治理更考验执行力与协同效率。节前节后外卖需求上升、聚餐场景增多，对加工能力、冷链与卫生管理提出更高要求。可以预期，依托大数据与社会共治的监管方式将深入扩面增效：一方面，更多骑手参与有助于提升发现隐蔽违法的概率，形成更强震慑；另一方面，数据沉淀有助于绘制风险地图，推动监管从“人盯人”向“以数治险”转变。郑州“随手拍”骑手注册量已达8000多人，若在奖励机制、隐私保护、核查效率、处置公开等环节改进，并与平台治理、行业自律联动，有望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治理样本。
当外卖成为现代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守护食品安全就是守住基本民生底线。“幽灵外卖”整治既需要监管部门依法严查，也离不开平台、骑手和消费者共同织密防护网。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如何在便捷与安全、效率与质量之间找到平衡，仍是需要持续推进的治理课题。郑州的探索显示——发动社会力量参与共治——可能是破解网络餐饮监管难题的一条有效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