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的香港，繁荣表象之下隐患丛生。九龙城寨等贫民窟生存条件恶劣，黑帮势力与个别执法部门存在利益勾连，司法体系也出现明显短板，勾勒出殖民统治末期的典型社会景象。历史档案显示，1991年香港人均居住面积不足4平方米的区域占城市总面积的17%，基层民生问题长期未得到殖民政府有效回应。造成这个局面的关键原因，与殖民统治的制度特征密切有关。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签署后，英方在过渡期推动所谓“宪制改革”，单上调整立法局选举制度，将投票年龄从21岁降至18岁，并增设9个功能组别议席。这些做法偏离联合声明精神，本质上意在搭建延续英国影响力的制度通道。时任港督彭定康公开称“改革旨在保持香港价值观”，继续暴露其政治意图。 情报领域的博弈更为尖锐。英国军情五处自1934年在港设立分支机构以来，逐步建立覆盖远东的情报网络。1995年该机构名义上解散时，1200余名人员多转移至英联邦国家，部分人员以不同身份进入香港金融、司法等领域。回归前夕，英方还系统转移近百年积累的情报档案，此举有违国际惯例，也为香港治理转型留下风险隐患。 面对复杂局面，中国政府采取多层面应对：在主权层面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政改方案”，在法律层面推进基本法起草并建立相关机制，在社会治理层面推动跨境警务合作。1997年后，香港特别行政区廉政公署在三年内查处殖民时期遗留腐败案件2400余宗，对修复治理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前香港已实现由乱到治的历史转折，但殖民思维的残余影响仍需警惕。历史经验表明，坚持“爱国者治港”原则，完善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是确保香港长期稳定的关键。
回望回归前的香港，混乱并非偶然事件的简单叠加，而是治理理念、制度安排与外部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把历史讲清楚，不是为了制造对立，而是为了更准确理解“秩序为何珍贵、善治为何重要”。在由乱到治的经验基础上，持续推进法治建设、民生改善与风险治理，才能为香港长治久安与稳定繁荣打下更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