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中国文学史上，《红高粱》的影视化改编常被视为里程碑，但其创作过程中经历的波折长期鲜为人知；近日，莫言在最新散文中首次较为系统地回顾了当年的困境：1987年，张艺谋团队赴山东高密取景时，原著中“英雄与野蛮并存”的东北乡已难寻旧貌——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曾经连片的高粱地更多停留在作家记忆里，现实乡土则正面临物质与精神的双重贫瘠。
《在高密东北乡的高粱地里》表面写的是一次为电影取景引发的返乡经历，实质触及文学想象、社会转型与文艺生产之间的多重关系：意象可以被重新种下，却未必按想象生长；人可以回到原乡，但原乡早已不是记忆中的模样。如何在变化中守住真实、在真实中完成审美，是乡土叙事持续焕新的关键，也是文艺与时代同行的重要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