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肝癌防治面临饮酒风险抬头挑战:中年男性成重点干预人群

问题——节庆聚会与社交饮酒叠加,肝癌风险“习以为常”中累积。每逢假期与团聚场景,饮酒常被当作表达情感、维系关系的一种方式。一些地区与行业仍存在“以酒论诚意”的社交惯性,导致部分人群饮酒频次和饮量明显增加。公共卫生层面的担忧在于:我国肝癌疾病负担较重,男性饮酒更为普遍;40—59岁人群在家庭与职场压力叠加下,往往成为高频饮酒的集中人群之一。肝脏又被称为“沉默器官”,早期损伤症状不典型,不少患者发现时已处于中晚期,治疗难度与死亡风险随之上升。 原因——酒精致癌机制明确,长期摄入推动肝病链条演进。医学界普遍认为,酒精进入人体后主要在肝脏代谢,过程中产生的乙醛会损伤细胞及遗传物质,对应的国际机构也已就酒精饮用与致癌风险作出明确提示。更需要警惕的是,酒精对肝脏的损害往往呈“递进式”发展:起初可能出现肝细胞内脂肪堆积,形成酒精性脂肪肝;若饮酒持续,炎症反应反复出现并迁延,发展为酒精性肝炎;深入在反复损伤与修复中,肝纤维化加重,最终可能进入肝硬化阶段,肝癌风险显著升高。此外,吸烟、熬夜、高脂高糖饮食与肥胖等因素常与饮酒并存,对肝脏形成叠加伤害,进一步放大风险。 影响——个人健康、家庭负担与社会成本多维度承压。肝癌高死亡率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早期缺乏明显痛感与特异症状,患者往往在出现腹胀、乏力、消瘦、黄疸等表现后才就医,容易错过最佳干预窗口。对个体而言,肝功能受损会影响代谢、凝血与免疫等关键功能;对家庭而言,治疗周期长、费用高、照护压力大,可能带来持续的经济与心理负担;对社会而言,劳动年龄人口健康受损会造成劳动力损失,并增加公共卫生支出。近年来部分公众人物因肝癌快速进展离世引发关注,也从侧面提醒:肝癌进程可能隐匿且进展迅速,不能以“没有明显不适”作为安全信号。 对策——从“少劝一杯”到“早筛一步”,把防线前移到日常生活。防控肝癌,关键在于减少可控危险因素并建立早发现机制。其一,倡导科学限酒,减少高风险饮酒方式。一般建议成年男性每日纯酒精摄入不超过约25克、女性不超过约15克,并尽量避免短时间大量饮酒、“混酒”、空腹饮酒等;同时重视“烟酒同用”的叠加危害,控烟与限酒同步推进。其二,改善生活方式,降低肝脏代谢负担。均衡饮食,控制油脂与糖分摄入,提高蔬菜水果、全谷物、豆类等食物比例,配合规律运动与充足睡眠,有助于改善代谢状态,降低脂肪肝及其进展风险。其三,推动重点人群筛查随访常态化。对饮酒年限长、饮量大,或既往有脂肪肝、肝炎、肝硬化等基础疾病的人群,建议定期进行肝功能检测与肝脏影像学检查,必要时在医生指导下进一步评估;一旦出现转氨酶异常、影像提示结节等情况,应尽早到专科就诊。其四,破除“劝酒文化”与“面子逻辑”。倡导以茶代酒、以饮料代酒,让明确拒酒成为被尊重的选择;在单位聚餐与家庭宴席中形成“能不饮则不饮、能少饮则少饮”的新礼仪,让“不喝酒”不再成为社交压力。 前景——综合防控将成为降低肝癌负担的重要抓手。业内认为,随着健康中国行动推进,公众对酒精健康风险的认知将逐步提升,基层医疗机构在肝病管理与随访上的能力也有望增强。下一步,在持续加强科普的同时,应更注重制度化的健康促进,包括完善重点人群健康管理、提升体检与随访服务可及性、在餐饮与社交场景中强化理性饮酒提示等。通过“健康教育+行为改变+早筛早诊”的组合策略,有望将肝癌防控关口从治疗端进一步前移到预防端,并从医院延伸到社区与家庭。

在传统饮食文化与现代健康理念的碰撞中,改变“以酒论情”的习俗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正如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兰娟所言:“保护肝脏健康不仅是个人选择,更是对家庭和社会责任的体现。”当体检报告上的转氨酶指标开始报警,我们或许更该思考:推杯换盏的热闹,是否值得以透支健康为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