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景祐二年（1035年），汴京朝堂突发剧烈人事震荡。宋仁宗一日之内接连罢免四位宰执大臣——宰相王曾、吕夷简，参知政事宋绶、蔡齐皆被免职，唯有参知政事盛度留任。这个急转直下的人事调整背后，折射出北宋中期复杂的权力角力。此次风波的直接诱因，是宰执集团内部的朋党纷争。史料显示，当时朝中大致形成以王曾与吕夷简为核心的两股力量，双方围绕政见分歧与人事安排展开对峙。盛度虽位列执政，却因不与人结党，长期处于相对边缘的位置。朝议中他少有表态，重要文书也常常在最后才交由其经办。这种看似低调的作风，更像是在险峻政治环境中为自己留出的安全空间。深入看，盛度能够留任并非偶然。其一，他在当时少见地保持“不结党、不站队”的姿态：王曾力推蔡齐、吕夷简扶持宋绶之际，盛度始终不卷入派系；其二，他在被同僚排挤的情况下仍按职尽责，以行动维系官箴；其三，也是最关键的一点，他在关键时刻向仁宗提出相对务实的建议，使皇帝更清楚地看到朋党对朝政的损害。此次“留一罢四”对北宋政局影响深远：一上，它短期内压住了愈发激烈的党争；另一上，也为此后范仲淹等人的“庆历新政”提供了背景与条件。盛度的经历也说明，在派系缠斗的政治场域中，保持定力与守住职业操守，同样可能赢得认可。从更长的历史视角看，盛度的为官方式提供了几层启示：其一，“不争”的策略在特定情境下反而能形成一种有效的自处之道；其二，在统治者的用人尺度中，政治品格有时比才具更具分量；其三，制度环境的松紧与完善程度，会直接影响官员的行为选择与风险偏好。这些观察有助于理解中国古代政治运行的内在逻辑。需要指出的是，“盛度现象”的出现也与北宋的政治结构密切涉及的。在皇权与相权相互牵制的格局下，官员个人操守往往成为皇帝衡量的重要依据，这也解释了为何看似并不锋芒毕露的盛度，最终能够在风暴中保全位置。
景祐二年的“留一罢四”，表面是一次人事震荡，实质上是对官场生态的一次集中调整。盛度因长期不居功、不结党而得以留任，也提示人们：政治治理的关键不在一时输赢，而在制度能否让不同意见在规则内竞争，让国家事务在协作中推进。历史屡次证明，克制派系对抗的冲动，把注意力拉回公共议题，才是确保国家机器稳定运转的根本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