铅是人类较早开采冶炼的金属之一，也是公认的神经毒素。长期以来，人们多将铅危害与近代工业化联系在一起，但越来越多证据表明，铅暴露并非现代才出现。我国古代金属生产发达、用铅历史悠久，但不同历史时期人群究竟暴露在怎样的铅环境中，这种暴露与资源开发及手工业活动如何相互关联，仍缺乏直接的人体证据。 鲁北地区是海岱文化的重要分布区，新石器时代以来聚落密集、文明演进连续。该地区北倚矿产资源富集的泰沂山脉，具备发展冶金手工业的条件。战国至两汉时期，区域冶铸活动逐步强化并形成规模。研究团队选取后李、丁公、黄土崖、边线王、相家南、棕榈城等6处遗址出土的140例人类牙釉质与骨骼样品，覆盖后李文化、北辛文化、龙山文化以及商代、战国和两汉时期。通过对比铅含量与铅同位素"指纹"，研究人员构建了跨越6000年的铅暴露序列，使人骨成为观察古代环境与产业活动的直接窗口。 研究结果显示，从商代到汉代，伴随冶金活动展开，人群体内铅含量整体显著升高。其中商代、战国与西汉时期，在金属生产较为活跃的背景下，铅暴露水平接近，提示当时矿石开采、冶炼、铸造等环节已对居住与生产环境造成持续影响。 需要指出，汉代内部呈现明显波动。西汉阶段铅暴露出现相对下降，研究认为这与盐铁官营等政策安排、齐地青铜铸造走弱以及冶铁业扩张带来的产业结构变化有关。不同金属产业的兴衰更替，改变了环境铅输入的强度与途径。到东汉时期，铅暴露再度显著上升，含铅釉陶器等日常器物的更广泛使用，可能成为重要驱动因素，显示生活消费品同样可能成为铅进入人体的关键途径。 此外，研究在鲁北先民遗骸中首次识别到高放射成因铅信号，主要出现在商代与西汉个体中。该发现与此前在青铜器、铅釉陶、玻璃珠等人工制品中检测到的同类信号相互印证，指向当地特定类型矿石在商、汉时期发生了较大规模开发利用。这为区域矿产资源利用史提供了生物考古证据，也从人体暴露角度揭示了矿区环境与人群活动之间的直接交互关系。 业内人士指出，建立古代重金属暴露的长期序列，有助于更完整认识人类与环境互动的历史过程。下一步可在更大空间尺度上扩展样本与年代链条，结合冶金遗址、矿冶遗存、沉积物记录与器物成分分析，形成"资源—生产—环境—人体"的综合证据体系。同时推动遗址保护与公众健康史科普相衔接，在研究古代技术成就的同时，也要正视其可能带来的环境与健康代价，形成更均衡的历史认识。 该成果以标准化理化指标和同位素方法，为我国古代人群健康史研究提供了可复制的技术路径。随着跨学科合作深化，未来有望在更多文明核心区建立可对照的重金属暴露地图，继续回答不同技术路线、产业政策与消费结构如何改变环境风险的问题，并为理解当代环境治理提供历史参照。
这项研究揭示了古代社会发展与环境变化的内在联系。从新石器时代到东汉时期，鲁北先民体内铅含量的变化，实际上是古代冶金文明发展的缩影，也是人类与环境互动的历史记录。环境污染与人类健康的关系并非现代才有的课题，而是贯穿整个人类文明发展过程的重要议题。通过科技考古手段深入挖掘这段历史，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认识古代社会，也为当代环保与健康管理提供了历史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