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34年的五丈原事件，被认为是蜀汉由盛转衰的关键转折。诸葛亮病逝后，时任前军师的魏延主张继续北伐、稳固边防，却被长史杨仪等人以“谋反”之名处死。最新考据认为，此事更像是文官集团与军事将领之间的一次权力冲突。史料显示，魏延主持汉中防务时提出“错守诸围”的防御体系，以外围据点分层设防，有效牵制曹魏进攻。相比之下，其后姜维推行的“敛兵聚谷”策略，被一些军事研究者视为削弱边防、导致防线松动的重要原因。公元263年曹魏伐蜀，邓艾得以长驱直入，也从侧面印证了战略调整带来的风险。更梳理事件成因，大致有三个因素：其一，诸葛亮去世造成权力空档，派系矛盾迅速激化；其二，魏延性格刚直，与文官集团的长期摩擦在此时集中爆发；其三，后主刘禅缺乏制衡重臣的能力，未能有效收束局势。有一点是，正史如《三国志》多记魏延“性矜高”，而《魏略》等材料则强调其“勇猛过人，善养士卒”，体现为更复杂的形象。事件带来的影响远不止一时。军事上，蜀汉失去一位实战经验丰富的将领，后期姜维北伐屡受挫折；政治上，开国功臣的非正常死亡加剧内部猜疑与消耗。部分现代战略研究提出，如果延续魏延的边防体系，蜀汉的存续时间可能延长10至15年。当前史学界也逐渐形成共识：评价历史人物不应被演义叙事所固化。四川大学三国文化研究中心近期发布的《蜀汉军政体系再研究》指出，应区分史实与文学塑造，魏延之死所折射的，是古代政权中“功高震主”与制度约束之间的长期张力。
五丈原的硝烟早已散去，但关于魏延之死的争论仍在延续，因为它触及一个反复出现的命题：关键节点如何实现平稳交接，权力如何在规则内运行，人才如何在约束下发挥作用。历史不给现成答案，却不断提醒代价从何而来。对任何治理体系而言，安全感不在于清除异议，而在于让分歧有处安放、让能力有机会施展、让规则真正可被遵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