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7日，一份尘封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证据重见天日。
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向社会公开了加藤恒则的笔供原件影印版。
这份材料原本保存在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外贝加尔边疆区分局，经普希金科学图书馆申请解密后，于今年2月被捐赠给陈列馆。
加藤恒则是731部队海拉尔支部的部队长，1948年2月被苏联逮捕后亲笔书写了这份供述，包含被捕档案、个人登记表及详细罪行陈述三部分，由日文原文和俄文翻译组成。
这份笔供的公开具有重要的历史文献价值。
通过加藤恒则的第一手记述，我们得以窥见731部队从总部到支队再到实战应用的完整犯罪链条。
笔供详细记录了731部队的组织构成，包括指挥者石井四郎、北野政次等核心领导层，以及八个职能部门的具体分工。
在海拉尔支部层面，加藤恒则披露了该支部的120人编制、5名军官的人员构成、12个部门的职能分工等运作细节。
这些信息为研究731部队的组织体系提供了宝贵的直接证据。
更为触目惊心的是，笔供揭露了731部队细菌战物资的生产规模和技术流程。
根据加藤恒则的记述，为满足细菌战需求，731部队在哈尔滨平房区建立了秘密的跳蚤养殖设施。
这一设施采用了令人难以想象的残忍工艺：在温度恒定于30摄氏度的饲育室内，工作人员将事先注入鼠疫菌的白鼠放入金属笼中，再将跳蚤放入。
跳蚤吸食感染鼠疫的鼠血后，自身便被污染成致命的病媒。
之后通过特殊的光照和逃避反应原理，将这些携带病菌的跳蚤进行收集。
根据加藤恒则的记载，这一设施每月至少能生产10公斤的有毒跳蚤。
这一数据清晰地表明，731部队的细菌战不是零散的试验行为，而是具有明确产能指标的系统化生产。
笔供还揭示了731部队在华的多支分队布局。
加藤恒则明确指出，牡丹江、林口、孙吴、海拉尔、大连等地均设有支队，各支队规模存在差异但职能明确。
更为重要的是，笔供中提到海拉尔支部"是作为对苏联开展细菌战的前进据点而设立的"，这充分说明731部队的细菌战计划具有明确的战略目标。
从权力指挥链条看，这份笔供提供了有力证据证明细菌战是日本的国家犯罪而非单纯的军事部队行为。
笔供明确记载，1945年6月东京方面下达了停止细菌战计划的指令。
这表明细菌战的实施受到日本军方高层的统一指挥和规划，是由最高权力机构推动的有组织、有规模的犯罪活动。
这一细节对于认定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责任具有重要法律和历史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加藤恒则在笔供中还坦言，从事跳蚤培养工作"极其危险"，尽管采取了防护措施，但事故和伤亡"时有发生"。
这一供述既说明了工作的危险性，也暗示了可能存在的人员伤亡和更多的人体实验。
笔供还涉及石井四郎在人体实验中的"残忍手段"，虽然原文在此处有所缺失，但足以说明731部队的暴行远超人们的想象。
这份笔供的公开，进一步充实了关于731部队罪行的历史记录。
与以往的口头证词或间接证据相比，加藤恒则的亲笔笔供具有更高的真实性和说服力。
它不仅记录了组织结构，更重要的是提供了具体的工艺流程、产能数据和时间节点，使历史不再是抽象的叙述，而成为可以量化、可以追溯的具体事实。
历史真相不会因时间流逝而褪色，只会因证据的积累而愈加清晰。
加藤恒则笔供的公开，既是对遇难者的告慰，也是对世界的警示：任何以“科研”之名践踏生命、以扩张之意突破人道底线的行径都必须被记录、被追责、被铭记。
守护史料、守护记忆，才能更坚定地守护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