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让我去拿一份文稿。他指着上面写的内容说：“咱们报纸宣传得改改路子了。名声这块儿真的得少折腾。前阵子吹得太猛，朋友和敌人都不敢招惹咱，现在不怕了反倒好。”主席提到了去年那些高指标、虚报产量的事儿。他说，大家可以学学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这书能帮大家明白社会主义里面其实还藏着商品经济的成分。他要求《人民日报》和新华社不能再瞎吹牛，得把心思放在写实上，少搞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对现在的通报，可以按咱们三个人提的意见来，加个中央通知上去。等6月底以前，咱们开个报纸宣传工作会议，把全国各省报的总编、新华社的社长还有中央级报刊的负责人都请来聊聊。 毛主席最后拍着我的肩膀说：“报纸办得怎么样，全看你是个政治家还是个书呆子。书呆子办事磨磨唧唧的，政治家就得拿主意稳准狠。”他还拉了个历史故事来劝我们：办报得果断，得抓关键问题。 散会后我赶紧去找少奇同志和毛主席商量接下来的安排。这一回在颐年堂开的会，可以说是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纠左工作的最高点。会议结束后，中央各部门重新规划了1959年的计划，也开始老老实实按照我们的意见搞宣传工作。 谁能想到呢？到了7月初庐山会议一搞起来，全国的报刊宣传会议就没办法开了，相关的意见也没法落实。更让人头疼的是，从郑州会议开始的纠左进程被彻底打断了。这事儿的影响比1958年1月在南宁开的会还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