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在战火硝烟与历史迁转中，部分烈士因战场环境复杂、记录条件有限、安葬分散等原因，长期“无名无籍”。
在宁夏石嘴山，贺兰山一带曾发生剿匪战斗，个别牺牲者由当地群众就地安葬并代为守护，但身份线索随岁月流逝逐渐模糊，给烈士褒扬纪念与亲属告慰留下遗憾。
如何在年代久远、遗骸保存状况不佳、可供比对信息有限的情况下实现身份确认，成为英烈保护工作中的现实难题。
原因—— 一是历史条件制约。
1950年前后，部分地区仍处于剿匪与社会秩序恢复阶段，基层登记、档案留存、通讯联络等基础条件不足，导致牺牲信息难以及时、完整形成闭环。
二是时间跨度造成证据衰减。
遗骸距今七十余年，样本降解、污染风险、信息缺失等客观因素显著增加检验难度。
三是线索分散、亲缘链条延长。
烈士直系亲属可能已不在世，亲缘关系需要通过侄辈等旁系亲属重建，排查范围更广、核验成本更高。
四是散葬墓点位隐蔽、信息来源零碎，既需要地方史志、口述记忆支撑，也需要专业技术将碎片化信息“拼图”成证据链。
影响—— 对烈士而言，身份确认是对牺牲奉献的应有尊崇，也是国家褒扬体系的重要内容；对亲属而言，确认结果不仅是情感慰藉，更是对“牺牲有名、功绩有据”的庄严回应。
对社会治理与公共记忆而言，此类工作以事实为基础，以证据为支撑，推动英烈保护从“发现与守护”走向“核查与认定”，有助于形成尊崇英烈、崇尚英雄的社会氛围。
对公共部门协同而言，公安机关刑事技术与退役军人事务部门业务体系的联动，提升了英烈寻亲工作的标准化、规范化水平，形成可复制的经验路径。
对策—— 本次工作坚持“史志考证+技术鉴定+部门联动”并行推进。
有关部门在英烈保护工作中发现疑似散葬墓后，及时启动核查程序，组织专业力量对墓体发掘采样，并围绕遗骸保存状况制定精细化检验方案，力求在高难度条件下获得可用数据。
同时，通过梳理地方史志、战斗背景与牺牲信息，开展跨地区线索排查，联系疑似亲属采集生物样本进行比对。
经精准比对与反复核验，卞化龙烈士的侄子卞建军的生物信息与其中一具遗骸高度吻合，烈士身份得到确认。
据介绍，这是宁夏首例利用刑事技术为牺牲76年的无名烈士寻亲成功的案例，另一位同葬烈士的身份确认仍在持续推进中。
前景—— 随着法医遗传学、痕迹检验等技术能力持续提升，以及英烈保护工作机制不断健全，更多历史遗留的“无名守望”有望迎来“有名归期”。
下一步，关键在于进一步完善跨部门信息共享与线索汇聚机制，推动烈士档案、地方史志、群众口述与技术数据的系统整合；同时建立更常态化的亲属样本采集与核验渠道，在依法依规前提下提升比对效率与覆盖面。
可以预期，科技手段将为英烈寻亲提供更强支撑，但同样需要以严谨审慎的态度守住证据标准，确保每一次确认都经得起时间检验与历史检验。
无名者终获姓名，忠骨终得归根。
卞化龙烈士的身份确认，不仅是对一位革命先烈的迟到的尊重，更是全社会铭记历史、缅怀英雄的生动实践。
在新时代，我们用科技之力搭建起跨越时空的桥梁，让那些为国家独立和人民解放而献身的英雄们，在历史的记忆中永远闪耀光芒。
这样的寻亲故事提醒我们，每一位为国捐躯的烈士都值得被铭记，每一段革命历史都值得被尊重。
随着更多无名烈士身份的逐步确认，我们正在用实际行动践行对英烈的承诺，让他们的精神在新时代继续指引我们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