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4年在东大图书馆把Elsevier能搜到的网络经济文献下载三四百篇开始，到2020年秋天《关系经济学》终于定稿，这就是我这十年跟关系经济学这场“马拉松”赛跑的过程。 那时我的博士论文选题卡壳了，连开题报告都没法交。回到南大跟刘志彪教授汇报时，刘老师随手翻了翻桌上的《现代产业组织》，一句“横向难做，试试纵向”，就把我从死胡同里拽了出来。“企业纵向关系”成了我的救命稻草，后来我就把它称为“关系经济学”。 我顺着文献梳理出两条主线：产权连接和契约连接，不过这看似完整的两分法解释不了资源配置的中间地带。威廉姆森、迪屈奇、贝赞可的理论都像拼图缺了角。直到我看到硕士生田珊珊的作业，把技术壁垒比作“梯子”而非“城墙”，海关数据一跑出来，“善意与恶意的壁垒都会倒逼企业创新”，我才明白了“关系”和资源配置之间有通道。 2011年去美国访学，我把自己关在文献里。每周两次坐PATH地铁穿过哈德逊河去纽约查资料。把“关系”输入英文检索，返回的却是一堆心理学、社会学的东西。直到翻到费孝通的《乡土中国》，“差序格局”像一把钥匙拧开了门。我把“关系强度”写进了新古典模型，尽管数理上还有问题，“关系”总算有了影子。 平台成了最好的实验田。我找到斯隆商学院退休院长伊文斯的论文集问能不能翻译。第二天他就回复同意了。王飞、赵驰、张驰、侯赟慧他们一起把它翻成了中文版的《平台经济学》。我把伊文斯的零散框架重新编织好，“关系”就成了平台上的信号载体。 2015年春节我在将军路家里用“一指禅”敲了7000字标书。开学后我把庄雷叫来画流程图。张驰负责写第4到第7章；熊釜把第8章做成另一条分支；王珊按第9章思路完成硕士论文；武天驰帮我处理了数据活儿。赵驰和张驰最后把散落各处的章节缝成了书稿。 这部书既是我十年心结的句号，也是下一轮研究的逗号。从缘起开始摸索到渐进突破再到转折成长，这一路走来真是不容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