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郡县治，天下安。
”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的重要底盘，也是区域协调发展的关键支点。
作为全国县级行政区划数量最多的省份之一，四川县域发展水平直接关系全省经济韧性与增长质量。
近期，四川公布首批强县扩权赋能改革名单，简阳市、彭州市、富顺县、米易县、泸县、古蔺县、广汉市、中江县、江油市、三台县、苍溪县、射洪市、资中县、峨眉山市、犍为县、南部县、阆中市、江安县、屏山县、岳池县、宣汉县、渠县、通江县、汉源县、仁寿县、安岳县、汶川县、康定市、西昌市等29个县（市）率先“上场”，被寄予打造县域高质量发展“头雁”的厚望。
问题在于，四川县域经济总体向好，但“强县不强、强而不尖”的矛盾仍较突出。
数据显示，四川县域经济近年持续扩容，2024年全省183个县（市、区）平均地区生产总值达到353.7亿元，较2020年明显提升；经济总量超过600亿元的县域增至27个，增幅可观。
然而放在全国坐标系中对照，千亿县已成为不少省份县域竞争的新门槛，四川尚未实现“千亿县”突破，县域产业规模、链条完整度和高端要素集聚度与先进地区仍有差距。
个别地区虽有体量优势，但主导产业不够清晰、创新供给不足、空间承载与公共服务配套不均衡等问题交织，影响县域经济由“量的扩张”向“质的跃升”。
原因主要来自三方面：其一，产业基础与结构约束仍是“硬短板”。
县域工业普遍体量偏小、龙头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储备不足，产业链配套薄弱，导致抗风险能力和外溢带动能力不强。
其二，资源要素配置的“软约束”依然存在。
部分县域在项目落地、用地用能、资金争取、人才引育等方面存在瓶颈，尤其在跨层级、跨部门事项上，审批链条较长、协同成本较高。
其三，发展方式有待进一步从“拼要素、拼投入”转向“拼效率、拼创新”。
在严格债务风险约束背景下，县域需要更高水平的治理能力与更可持续的发展路径，不能简单依赖土地、投资拉动。
改革的影响在于，它不仅是对县域发展动能的“再点火”，也是对区域发展格局的“再塑形”。
入选的29个县（市）2024年地区生产总值合计超过1.2万亿元，占全省近两成，具备较强的示范带动效应。
改革通过扩权赋能，意在让“能干事、干成事”的县域拥有更匹配的发展自主权和资源配置效率，以点带面推动全省县域经济整体跃升。
同时，这项改革与建设市域副中心的部署形成衔接：县域若能在产业集聚、人口承载、公共服务、交通联通等方面走在前列，将有望在竞争中脱颖而出，进一步承担起带动周边的增长极功能，推动形成“强县引领、梯度协同、各展所长”的县域发展新格局。
对策上，四川配套出台实施方案，从产业赋能、科技赋能、要素赋能、改革赋能及扩大管理权限等方面提出一揽子举措，强调以制度创新释放发展潜能。
具体来看，一是突出工业“主引擎”作用，围绕县域资源禀赋和既有产业基础，推动主导产业做大做强，形成百亿级、千亿级产业集群的梯度培育路径，提升链主企业带动能力和配套企业协同水平。
二是强化科技与人才支撑，引导创新资源向试点县域延伸，推动企业研发投入、科技成果转化与产业升级联动，提升县域在新型工业化进程中的竞争力。
三是加强要素统筹保障，通过金融产品创新、资源要素省级统筹、资金申报分配机制优化等举措，增强县域抓项目、扩投资、稳增长的能力，同时严控债务风险，守住安全底线。
四是引入“赛马机制”，以发展质效为导向开展比拼，在竞争中优胜劣汰、动态优化，避免“一选定终身”，推动各县（市）形成你追我赶、争先进位的态势。
五是与市域副中心建设协同推进，围绕交通枢纽、产业平台、公共服务、城市功能完善等重点领域，推动县域从“经济强”向“功能强、治理强、辐射强”升级。
前景上看，强县扩权赋能改革的关键在于“扩权”与“能”相匹配、“赋能”与“责”相衔接，最终落脚于提升县域综合承载能力和产业竞争力。
短期内，改革有望加快重点项目落地，增强县域招商引资与产业培育的效率；中期看，若能形成一批主导产业清晰、创新能力较强、要素保障有力的县域增长极，将为全省经济增量与结构优化提供更稳固支撑；长期看，随着市域副中心梯度培育与县域治理现代化协同推进，四川有望在县域经济赛道上实现由“追赶”到“并跑、部分领跑”的转变，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提供更坚实的县域支撑。
强县扩权赋能改革是四川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经济结构的重大举措。
29个试点县市肩负着打造县域经济"头雁"的使命，需要在产业发展、科技创新、要素配置等方面实现突破。
通过这项改革，四川有望逐步缩小与先进地区的差距，形成一批具有全国竞争力的强县，进而带动全省县域经济整体提质升级。
这既是对县域发展潜力的充分挖掘，也是对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