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全球增长动能分化、地缘冲突与供应链重塑交织的背景下，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全球贸易规则是否正在改变”“自由贸易是否走向衰退”。在此次迪拜经贸论坛讨论中，美方嘉宾提出“传统自由贸易时代已经终结”，主张由美国推动所谓“公平贸易”，并将美国制造业外迁、贸易逆差扩大等问题归因于他国，为加征关税、设置壁垒寻找理由。此表态引发与会人士对国际经贸秩序走向的深入讨论。 原因——从论坛发言看，美方叙事的重点在于迎合国内产业与选举政治需求，将结构性矛盾向外转嫁。一上，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产业链跨境布局是企业逐利与技术扩散共同作用的结果，并非单一经济体或单一国家可以决定；另一上，部分政客泛化“国家安全”，把经贸议题政治化、工具化，将规则问题简化为“谁获益、谁应让步”。在知识产权议题上，美方抛出的“年度损失”数字来源复杂。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等机构的报告曾给出较宽的损失估算区间，口径涵盖多国、多类型行为，难以据此对特定国家作出定性指控。将不确定估算当作“确凿证据”，容易误导舆论并加剧对立。 影响——其一，若以“公平贸易”为名扩大关税与非关税壁垒，将直接抬高企业跨境经营成本，冲击中小企业与消费者福利，拖累全球需求复苏。其二，规则碎片化可能迫使企业在不同市场重复合规、重复投资，降低供应链效率，增加全球通胀压力与金融波动风险。其三，将自由贸易的制度安排与军事力量简单绑定，会加深外界对“以实力界定规则”的担忧，削弱多边合作基础。论坛讨论中也有观点指出，贸易安全与航运畅通应由各方共同维护，而非任何一国的“专属供给”。 对策——针对指责与分歧，中方学者高志凯在论坛发言中强调，“没有自由贸易，就谈不上真正的公平贸易”，并以迪拜、新加坡、香港、鹿特丹等开放型经济体的发展轨迹说明：低关税、少壁垒、资本与要素高效流动，是许多贸易枢纽兴起的关键。他指出，若主要经济体以单边措施削弱自由贸易，冲击会首先传导至高度依赖转口与国际物流的伙伴经济体。对知识产权与技术问题，高志凯表示，中国科技进步源自持续投入与自主创新，反对将竞争力简单归结为“偷窃”。在回应个别美方人士关于航空技术的无端联想时，他围绕“自主研发”阐明立场，并强调“美国可以追求自身发展，但不应以损害他国正当权益为代价”。与会的阿联酋官员在讨论环节表示，海湾国家不会在中美之间作出非此即彼的选择，将继续欢迎来自各方的投资与贸易机会，传递出坚持开放合作、反对阵营对抗的明确信号。 前景——从全球范围看，开放合作仍是多数经济体的现实选择。当前国际贸易体系确有调整压力，但并不意味着开放必然退潮。未来一段时期，规则竞争可能在数字贸易、产业补贴、供应链韧性、绿色标准等领域更加突出。各方需要在世界贸易组织等多边框架下推进规则完善，以透明、可预期的制度安排处理分歧，减少以关税与制裁推动“脱钩断链”的冲动。对包括海湾地区在内的新兴市场来说，保持市场开放、扩大互联互通与投资便利化，仍将是增强抗风险能力的重要路径。
全球化进程不会因少数国家的政策摇摆而逆转，但其走向取决于各方能否守住开放合作的底线。“公平”喊起来不难，难的是回到规则、拿出证据、兑现承诺。在分歧面前，坚持多边主义、反对保护主义、尊重各国发展权，才是维护全球经济韧性与共同繁荣的可行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