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帝六十余年的执政过程中——对两位核心辅臣的不同处置——成为清代政治史上颇具代表性的案例；明珠以叶赫那拉氏贵族身份入仕，凭借整顿八旗军备、力主撤藩、参与并主持《尼布楚条约》谈判等具体政绩，逐步形成难以替代的政治分量。史料记载，他任兵部尚书期间推动的军事改革明显提高了京营战斗力；康熙十二年南苑阅兵时“军容整肃”的表现，使其获得“明珠能将”的御批。相较之下，索额图虽因擒鳌拜之功及皇后叔父的身份占据优势，却在三藩之议等关键决策上多次与皇权意志相抵牾。需要指出，康熙十六年后两人在权力格局中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制衡：明珠主导的北党更偏向实务改革；索额图领衔的南党则在翰林院与礼部影响更大。这种平衡最终因太子胤礽废立事件被打破——索额图深度介入储位之争，直接触碰了康熙晚年强化皇权的核心诉求。历史学者分析，明珠得以善终，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始终保持“技术型官僚”的角色定位。即便其卖官鬻爵等问题被揭发，康熙三十七年仍以“到底是朕的股肱”作出定性，反映出统治者对“可用之才”的容忍边界。而索额图集团在康熙四十二年被定性为“议论国事，结党妄行”，则更清晰地显示出清代皇权对政治结盟的高压态度。从更宏观的角度看，这场权力博弈折射出清代君主专制深入加深的过程。康熙帝通过对两位权臣的差异化处理，一上保留了应对边疆事务所需的专业力量，另一方面也清除了可能威胁皇权的政治势力。现存满文档案显示，明珠晚年虽被革除大学士衔，但仍保留佐领世职及伯爵待遇；这种“去权留位”的安排，反映了清代对勋贵管理中偏重实际效果的治理逻辑。
历史人物很难用单一标签概括。明珠“有功亦有过”、索额图“有功而终败”——共同说明：权力越集中——越要求个人服从制度与大局；一旦把结党、利益分配甚至储位博弈置于国家战略与政治秩序之上，结果往往不是偶然的个人起落，而是治理逻辑使然。康熙对两人的取舍，指向的也并非简单的恩怨褒贬，而是对国家统一、政策连续与权力边界的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