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农商行近日完成了对中捷资源股权的全部清仓，这个举动背后隐含着该行在债权处置中的被动局面和巨大损失；根据中捷资源1月13日的公告，广州农商行向谦润投资转让其持有的1.06亿股股份，转让价格为2.7167元每股，总价款为2.87亿元。此次交易后，广州农商行不再持有中捷资源任何股份。 这笔看似平常的股权转让，实则反映了一场长期的债权困局。追溯源头，广州农商行对中捷资源的债权起源于一场被动的债转股。2017年，中捷资源时任法定代表人周海涛未经审议程序，私自签署差额补足协议，导致中捷资源对华翔公司向广州农商行的借款违规提供担保。法院最终判决中捷资源在9.51亿元范围内对华翔公司不能清偿的债务向广州农商行承担赔偿责任。为化解这一债务危机，中捷资源于2023年12月完成重整。在重整方案中，广州农商行以2.27元每股的成本受让了中捷资源约1.06亿股股票，成为该公司第二大股东，同时中捷资源控股股东玉环恒捷额外代偿还现金8000万元。 然而，三年来中捷资源的经营状况并未改善。股价始终在2元每股左右徘徊，基本面表现不佳。此次广州农商行以2.72元每股的价格清仓，虽然相比入股时的2.27元每股上涨了20%，但与其享有的9.51亿元债权相比，加上此前的8000万元现金偿还，总回收额仅约3.87亿元，损失高达61.4%。 广州农商行的困境并非个案。该行对鸿达兴业集团的债权处置更为惨烈。2022年末，作为广州地标建筑"广州圆"开发商的鸿达兴业集团申请破产，广州农商行作为最大债权人，对其系列债权超过50亿元。通过债转股，广州农商行被动成为上市公司宏达兴业的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达10.92%，当时这笔股票抵偿债务约11.68亿元。但2024年宏达兴业因连续多年财务造假从A股退市，股票转入新三板退市板块。截至目前，宏达兴业总市值仅3.4亿元，广州农商行的持股市值约0.37亿元，当初超11亿元的抵债股权价值蒸发近97%。 这些案例反映出广州农商行面临的深层困境。作为广东资产规模最大的农商行，该行的不良资产问题日益凸显。2025年上半年，该行信用减值损失金额占营收比例达47.4%，这一比例远高于行业平均水平。更为严峻的是，该行净利润表现明显下滑，前三季度净利润不足东莞农商行一半，甚至不及南海农商行，这在同类机构中属于异常现象。 为应对不良资产压力，广州农商行采取了加快处置的策略。自2023年以来，该行已连续三年集中出售百亿级资产，试图通过大规模处置来改善资产质量。但从中捷资源和宏达兴业的案例看，这种被动处置往往伴随巨大损失，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债转股作为一种风险化解工具，本应帮助金融机构将债权转化为股权，通过参与企业经营来实现债权价值。但在广州农商行的实践中，这一工具却沦为被动承接不良资产的渠道。入股后的企业经营困难、股价低迷，最终导致金融机构蒙受巨大损失。这反映出该行在风险识别、企业尽调和后续管理等环节存在明显不足。 从更深层看，广州农商行的困境也反映出部分地方金融机构在风险管理上的系统性问题。过度依赖关联企业融资、风险定价机制不完善、内部治理不够规范等因素，都可能导致不良资产的积累。一旦风险爆发，通过债转股等手段进行处置时，往往已经错过最佳时机，只能被动承受损失。
广州农商行这个典型案例既反映出中小银行复杂经济环境下的经营考验，也暴露出我国金融风险处置体系在市场化程度、专业能力各上的不足。在防范化解系统性风险的宏观背景下，如何平衡风险出清与债权人保护、短期阵痛与长期健康，仍需监管机构与市场主体的共同探索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