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2月26日，“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著名法学家和法学教育家、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高铭暄在北京逝世。
教育界、法学界深切缅怀这位把一生奉献给刑法学研究、刑事立法实践与法治人才培养的学者。
如何在法治建设不断推进的时代背景下，更好传承老一辈教育家、法学家“以国家需要为志业、以育人为根本”的精神与方法，成为业内共同关切。
原因—— 高铭暄的学术道路与新中国法治建设同频共振。
1928年出生于浙江玉环，早年在浙江大学、北京大学求学，后进入中国人民大学法律学科体系并留校任教。
上世纪50年代，我国法治建设起步、制度体系亟待完善，刑法作为国家基本法律之一更需要系统化、规范化的构建。
1954年，年仅26岁的高铭暄被选派参加我国第一部刑法的起草工作，成为起草团队中最年轻成员之一。
此后，他持续关注并参与刑法修订、刑法修正案等重要研究与论证工作，将扎实的学理研究与立法实践紧密结合，形成“为国家立法服务、以实践校正学理”的治学路径。
与之相伴的，是他对教师职业的长期坚守。
躬耕讲坛70余载，高铭暄始终把培养学生置于首位，曾以“培养学生，是我一生中最大的乐趣和成就”概括自己的价值追求。
改革开放后，我国法学教育恢复重建并快速发展，高铭暄在教材建设、学科体系完善、人才梯队培养等方面持续投入，为刑法学教育走向系统化、规范化作出基础性贡献。
影响—— 一是对国家立法与法治实践的深远影响。
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表决通过，标志着我国结束了没有统一刑法典的历史。
高铭暄作为全过程参与的重要学者之一，见证并推动刑法典从无到有、从初创到不断完善的历程。
其后多年，他持续参与相关制度完善讨论，为刑法理论与司法实践的衔接提供学术支撑。
二是对法学教育与人才培养的示范效应。
高铭暄是新中国刑法学专业首批博士生导师中的代表性人物之一，几十年间培养博士60余名，并面向本科、研究生、博士后以及高级法官、检察官培训等多层次教学对象授课，桃李遍布学界与司法实务部门。
其教学强调严谨与系统，倡导在课堂中引导学生围绕具体议题广泛搜集资料、形成综述并提出独立判断，推动学生从“记忆知识”走向“研究问题”，在法学教育界产生广泛影响。
三是对学术国际交流与中国法学影响力的提升。
2015年，高铭暄因在刑法学领域的贡献获国际社会防卫学会授予“切萨雷·贝卡里亚”奖，成为获得该奖项的亚洲学者之一。
这既是对个人学术贡献的肯定，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刑法学研究在国际学术共同体中的可见度与影响力不断提升。
对策—— 面向新时代法治建设与法学教育高质量发展，高铭暄留下的精神财富与方法论具有现实启示。
其一，坚持服务国家战略与人民需要的研究导向。
刑法学研究必须回应社会治理现代化与司法实践的新课题，在保障人权、维护公平正义、促进社会稳定等方面提供可操作的学理支持。
其二，持续推进高水平法治人才培养。
应进一步完善以能力为导向的培养体系，强化问题意识、证据思维、规则思维与体系思维训练，推动课堂教学、案例研讨、实务实习与科研训练有机衔接，培养既懂理论又懂实践的复合型法治人才。
其三，深化教材体系与学科建设。
以经典教材建设为抓手，推动课程内容与法治实践同步更新，加强对新型犯罪治理、数字时代证据规则、刑事政策与刑事立法协调等前沿议题的研究阐释，提升学科的时代解释力。
其四，完善尊师重教与学术传承机制。
通过设立纪念讲座、学术基金、教学奖励等形式，鼓励更多教师在“立德树人”中坚守长期主义，营造潜心治学、静心育人的良好生态。
前景—— 当前，我国全面依法治国进入纵深推进阶段，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在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秩序和人民安宁中承担重要职责。
随着新技术应用、社会结构变化和治理需求升级，刑法学研究与人才培养面临更复杂的议题与更高的专业要求。
高铭暄一生倡导的严谨学风、问题导向与育人情怀，将继续为法学教育改革、学术创新与法治实践提供精神坐标。
可以预见，围绕“高质量法治人才供给”“学理与实践互促”“中国法治经验的学术表达”等方向的探索将不断深化，推动我国法学研究与教育更好服务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从参与制定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典，到培养跨世纪法学人才方阵，高铭暄教授用70年坚守诠释了"人民教育家"的深刻内涵。
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新征程上，这位法学巨匠留下的不仅是等身著作和理论体系，更是一座以德立学、以爱施教的精神丰碑。
正如他生前常说的："法治大厦需要一砖一瓦踏实建造"，这种求真务实的治学精神，将永远照亮中国法学教育的前行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