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洗钱手法加速更新，跨境链条更加隐蔽。检察机关办案中发现，洗钱活动与电信网络诈骗、网络赌博、贪污贿赂、毒品犯罪等上游违法犯罪深度交织，呈现“线上化、碎片化、跨境化”特征。一上，地下钱庄通过多层账户、对敲交易等方式，规避正规金融渠道；另一方面，虚拟货币因匿名性强、跨境流转便捷，被不法分子用来快速切割资金链条，掩盖资金来源和去向。跨境洗钱与跨境电诈等犯罪相互嵌套，资金流、信息流、人员流交叉叠加，侦查取证和追赃挽损难度随之上升。 原因——高收益叠加技术工具，为犯罪提供“加速器”。从动因看，洗钱本质上服务于上游犯罪的“变现与漂白”——回报高、分工细——催生中介化、职业化团伙。同时，移动支付、互联网平台、虚拟资产交易等工具被滥用后，资金流转更快、路径更复杂，对传统监管和打击方式提出挑战。再加上部分犯罪跨境组织、分散实施，利用不同法域制度差异和信息壁垒，继续抬高追踪成本。 影响——扰乱金融秩序与社会治理，危及国家安全和公共利益。洗钱不仅掩盖犯罪所得来源，还可能渗透金融体系、扰乱市场秩序，破坏公平交易和营商环境。社会层面，洗钱为电诈、网赌、毒品等犯罪提供资金支撑，放大危害，造成群众财产损失并推高社会信任成本。国家层面，跨境资金非法外流和犯罪收益转移，直接关系金融安全和国家利益，也对国际执法合作与合规治理提出更高要求。 对策——保持严惩力度，突出“打链条、追资金、追资产”一体推进。最高检有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全国检察机关持续加大惩治力度。2025年1至11月，检察机关以洗钱罪起诉2308件2684人，并结合打击跨境电诈、网络赌博等专项行动，起诉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犯罪5.9万余件9.3万余人，体现对对应的犯罪“上游—下游”同步打击的导向。 优化案件结构上，检察机关聚焦金融、毒品、贪污贿赂、电信网络诈骗等上游犯罪高风险领域，推动精准打击、提升质效。据介绍，洗钱罪案件中，上游犯罪为金融、毒品、贪污贿赂等类型的占比超过94%；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犯罪案件中，上游犯罪为电信网络诈骗、网络赌博的占比超过60%。该结构变化反映出检察机关更加注重围绕重点领域“对症发力”，以资金链治理带动犯罪链治理。 协同治理上，检察机关加强与监察机关等部门协作，在重大职务犯罪案件中推动起诉洗钱罪，强化对“以权谋私—权钱交易—资金漂白”链条的系统打击。同时，围绕涉案财物处置与追赃挽损，检察机关在指导跨境重点案件时会同有关部门深挖洗钱线索，推动适用违法所得没收程序，提升追逃追赃成效，以“打击犯罪与挽回损失并重”回应社会关切。 面向2026年，最高检明确将反洗钱作为维护金融安全和国家利益的重要任务，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国内和国际，持续保持高压态势；在打击重点上，更突出对复杂洗钱、利用地下钱庄洗钱、利用虚拟货币洗钱以及跨境洗钱的针对性打击，并加大跨境资产追缴力度。业内人士认为，这一部署发出明确信号：反洗钱将从“重数量”进一步转向“重质量、重链条、重治理”，通过穿透式审查资金流向、加强证据体系建设与部门协同，提升对新型洗钱手法的识别和处置能力。 前景——以法治提升治理效能，形成打击与预防并重的长效机制。随着反洗钱与打击电诈、网赌、贪腐、毒品等治理合力推进，检察机关办案将更强调穿透资金链、锁定关键节点、精准适用法律，推动实现“打得准、诉得出、追得回”。可以预见，围绕地下钱庄、虚拟货币、跨境转移等重点领域，办案机制将更注重数据研判、线索深挖与跨境协作，资产追缴与合规治理同步加强，进一步压缩洗钱活动空间，促进金融体系安全稳健运行。
在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大的背景下，反洗钱已成为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防线；最高检此次部署既回应了犯罪新变化，也指向金融治理能力的提升。随着技术手段与制度安排形成合力，我国在国际反洗钱治理中的参与度和影响力有望深入增强，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夯实安全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