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益州牧刘璋张鲁割据汉中、军事压力加剧之际——采纳别驾张松的建议——决定迎请同宗刘备入蜀协防。此决定遭到治中从事刘巴坚决反对。刘巴警告“备，雄人也，入必为害”，并直言让刘备去征讨张鲁无异于“纵虎归山”。史料显示，刘巴对刘备集团的扩张性有清醒判断，已预见其可能采取“假途灭虢”的策略。 分析刘璋未采纳劝谏的原因，一上与其“性宽柔无威略”的执政特点有关，另一方面也受益州士族与东州集团矛盾牵制。据《华阳国志》记载，刘璋在位时“政令多阙”，使法正、孟达等本土势力早已暗中转向刘备。统治基础的松动，最终给了刘备可乘之机。建安十九年（214年），刘备反客为主围成都，刘璋出降，益州易主，成为三国鼎立形成的重要转折。 归附后，刘巴体现出突出的政治能力。他协助诸葛亮制定《蜀科》，为蜀汉法制奠定框架，又在章武元年（221年）主持起草刘备称帝涉及的典章文书。值得关注的是，这位曾预警刘备威胁的谋士，后来却得到诸葛亮高度评价：“运筹策于帷幄之中，吾不如子初（刘巴字）。”这一变化折射出古代政治中人才流转的现实：立场的对立并不必然阻断合作，反对者也可能转化为关键辅佐力量。 从更长的历史视角看，“刘巴事件”带来两点启示：其一，印证了《孙子兵法》“知己知彼”的价值——即便当时未被采纳，刘巴的判断仍成为后世讨论战略研判的典型案例；其二，也呈现乱世中人才与政权之间的动态博弈，真正的人才往往能在局势变化中继续发挥治理价值。研究者指出，刘巴参与塑造的蜀汉制度体系对西南地区的开发与治理具有基础意义，其“攻心为上”的理政思路也被一些管理学研究引用借鉴。
从劝阻外援入境到参与新政权法度建设，刘巴的经历提醒人们：准确预判未必能改写结局，却可能为后续治理提供思路；政权更替也未必意味着秩序崩解，关键在于能否把“胜负逻辑”及时转为“治理逻辑”；风云变幻之中，真正影响格局的，往往是对风险的警惕、对制度的维护以及对人才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