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的学业管理正面临着不小的压力，大家都在琢磨该怎么在放手让学生自己干和多给他们一些扶持之间找个平衡点。近年来，随着大学生变得越来越多样化，大家适应大学学习的能力差别也挺大。很多学校因为觉得现在的学生管不住了，开始推出学业预警机制，甚至还有把学生的成绩告诉家长、建议家长陪着读书的做法，这下可引起了不少人的议论。 这种情况不光是说大学管理难办了，更是提出了个深层次的问题——怎么在保证大家学好东西的同时，还得尊重学生的独立性。 就在2026年年初，南京理工大学致知书院发了个通知说，针对大一新生高数成绩排倒数30%的人，学校可能会让家长知道成绩或者建议家长来学校陪读。虽然校方后来赶紧解释说，“陪读”这种事只是极个别情况下才提的建议，还批评了那些说错话的工作人员，可这件事还是很快上了热搜。类似的做法在贵州师范大学求是学院也能看到，他们社会科学系让班级排名倒数20%的学生家长来跟老师聊聊学业，希望能让学校和家里一起管管学生。 虽然这些措施打着关心学生、防着问题发生的旗号，但也让人看出了高校在面对学生学习困难时心里的着急和焦虑。 大家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很不一样。支持的人觉得大一新生刚到学校，生活习惯、学习节奏和管理自己的能力一下子全变了，很多人适应不了。尤其是理工科里的高数课这种难啃的骨头，要是一开始没跟上就容易影响后面的课程链。所以适当让家长盯着点，能帮着及时管管，别让成绩掉下来。 反对的人则觉得大学生已经是成年人了，应该被当成一个独立的个体来对待。学校要是老插手家里的事，甚至直接建议家长来陪读，这其实是剥夺了学生自己做主的权利，违背了咱们培养社会人的本意。 要想弄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得把它放在更大的教育系统里看看。现在大学新生刚入学就表现出适应不了的样子，这不是一个人的事，而是咱们基础教育长期存在的结构性问题留下的后遗症。中小学一直把分数看得太重，只顾着往脑子里灌知识和应试训练，没怎么教学生怎么做人、怎么做事。等这些学生到了大学这种自由开放的环境里，就会突然觉得不知道往哪边走、也没劲儿学、也不知道怎么学。 面对这种复杂的局面，学校既不能完全不管、任由学生堕落，也不能管得太死。应该在制度上多琢磨琢磨怎么调整才更精细、更持久。比如说南京理工大学搞的那个“朋辈导师制”，高年级的好学生带着低年级的学弟学妹一起搞学习辅导和心理疏导，这样既节省了资源又让大家互帮互助。 大学的任务不是造一群听话的“好学生”，而是要养出能独立思考、敢担责任、能适应社会变化的成熟个体。在这个过程中，学校得“放手”，给学生足够的空间让他们去试错、去成长；同时也要“托举”，通过制度和资源去支持他们。真正的教育进步不在于有没有告诉家长情况，而在于能不能让学生学会自己面对问题、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