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北京持续推进花园城市建设，公园绿地、湿地水系不断增多，城市生态品质稳步提升。
但在更为复杂的生态格局中，蚊虫密度在部分区域出现季节性上升，叮咬滋扰增多，成为市民在户外活动和休闲游憩中的现实困扰。
来自科技界别的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市建筑工程研究院科研与质量管理部部长罗爱武提出，应把蚊虫治理纳入城市精细化治理框架，以科学防控体系为牵引，在不破坏生态平衡的前提下实现有效治理。
问题在于，公园绿地和社区环境中蚊虫孳生点分散、隐蔽，治理若仅依赖传统喷洒手段，往往存在覆盖不足、重复作业、效果不稳定等现象。
一些市民对“蚊虫难治”形成固有印象，导致防治工作容易在高峰季节被动应对，难以实现源头控制与风险前移。
从原因看，蚊虫活动与温度、降雨、积水和植被密度密切相关。
春夏季气温回升、降雨增多，花坛托盘、树洞、排水沟、隐蔽角落的积水都可能成为孳生场所；同时，绿地湿地增加带来更丰富的生境条件，也对日常巡查、排水维护、垃圾清运等精细化管理提出更高要求。
另一方面，蚊虫治理涉及园林绿化、城管环卫、疾控监测、医疗救治、社区治理等多个环节，若信息不畅、职责衔接不紧，容易出现“各管一段、难成合力”的情况。
其影响不仅是叮咬带来的不适体验，更可能对城市公共卫生与文旅消费形成叠加压力。
蚊虫高密度区域会降低公园游憩舒适度，影响夜间经济与亲子活动体验；在极端情况下，若出现输入性病例与媒介传播风险叠加，还可能对公共卫生监测与应急处置提出更高要求。
因此，治理目标应从“见虫就喷”的短期处置，转向“监测预警—源头减量—精准干预—综合评估”的系统化管理。
围绕对策，罗爱武建议借鉴新加坡等地的综合防控经验，建立“多部门联动、科技赋能”的治理模式。
一是强化科技供给，集中优势科研力量，面向靶向性强、可生物降解的生物调控抑制剂开展研发，深化蚊虫叮咬机理与防治技术研究，打通实验室成果到应用场景的转化路径，提升治理手段的精准性与环境友好性。
二是完善协同机制，推动蚊虫密度监测、医疗诊治信息等数据共享，形成风险共判、处置联动的工作格局，使治理从分散作业走向统一调度，从经验判断走向数据支撑。
三是提升日常治理的精准度，将防蚊灭蚊与园林养护、清淤排水、设施维护同步安排，针对重点时段、重点区域实施分类施策，避免“一刀切”式高频作业带来的边际效益下降与资源浪费。
在具体场景中，可探索引入智能化装备参与“找水—控幼—捕成”的链条治理：在人员难以触及的角落，通过机器人探测积水并投放针对幼虫的制剂，提升源头处置效率；在公园和游乐场等人流密集场所，部署能够捕捉成蚊的设备，降低叮咬发生概率。
社区层面则应把清理积水作为基础性工作常态化推进，对易积水点位开展周期性巡查整治，并在确保安全、合规前提下，适量使用对人畜影响较小的防治制剂；在活动密集区域，可结合照明与能源条件布设太阳能灭蚊灯等设施，形成物理防控与环境治理的组合拳。
同时，配套加强宣传引导与执法检查，推动单位庭院、物业小区与沿街商户共同落实“无积水”要求。
展望未来，随着城市生态空间继续扩容，蚊虫治理更需要与生态保护、公共卫生、城市运行管理协同推进。
以科技创新提升精准治理能力，以数据联通推动风险前移，以标准化、常态化作业降低季节波动影响，有望逐步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城市媒介生物治理模式，让绿色空间更宜居、更可持续。
城市生态建设与人居环境改善从来不是简单的取舍关系,而应在更高层次上实现统一。
蚊虫治理这一看似微小的议题,折射出城市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深层命题:如何以科学精神和系统方法,在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
期待相关部门能够重视政协委员的建言,将蚊虫防控纳入城市精细化管理体系,让首都的绿水青山既成为生态名片,也成为宜居环境的有力保障,真正实现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