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第二次全体会议，最高检向全国人大作了工作报告。报告里讲了个事儿，好多快递员都因为算法问题吃亏，一延误就得罚款，一投诉就要扣钱。上海检察机关就把检察建议发给了人社局，给多家快递企业施压，推动他们改了算法、搞了派费直达机制，最后让超160万人受了益。 周某这种搞“开盒”、泄露隐私的行为，最高检去年已经发过典型案例。有6个人专门在网上扒别人的身份证号、人脸信息和家庭住址，还煽动网暴骚扰受害人。检察机关在办这个案子的时候，不仅把他们给抓了，还专门提起了民事公益诉讼。 对于网络空间治理，检察机关手里不仅有刑事手段，公益诉讼也是个利器。因为这是公共利益的问题，单靠个人去打官司肯定不行。像上海那个快递小哥的案子，企业的算法规则侵害的是整个行业劳动者的权益，这就有别于普通劳动者自己维权。检察机关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办这种案子就是为了让整个行业的劳动者都受益。 再看网络“开盒”，最高检办公厅主任李雪慧说这是过去“人肉搜索”的升级版。周某等人非法买卖了800多个人的敏感信息，线下骚扰了多名被害人。检察机关在追究刑事责任的同时还提起了民事公益诉讼，要求承担公益损害赔偿责任。这就是双管齐下对全链条追责。在个人信息保护和反电信诈骗这些领域，法律都授权检察机关可以提起公益诉讼。检察机关要发挥好职能作用，打好履职“组合拳”，共同守护清朗的网络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