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中期，书籍收藏成为文人雅事的重要组成部分；宋版书因印刷精良、存世稀少而备受推崇，拥有宋版书的数量往往成为衡量藏书家品味与财力的重要标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黄丕烈将自家藏书处命名为"百宋一廛"——意指其藏有百部宋版书——这在当时堪称壮举，足以令同侪艳羡。 黄丕烈的宣示很快引起了同时代藏书家吴骞的关注。与其他人可能采取的追赶策略不同，吴骞另辟蹊径，决定以元刻本的数量优势来对抗宋版书的稀缺光环。他为自己的藏书处起名"千元十驾"，这个堂号具有深层的竞争逻辑。根据后世学者叶昌炽的解释，"千元十驾"的含义是十部元刻本可抵一部宋版书，吴骞以"廉价换数量"的策略，硬生生将黄丕烈的成就拉下神坛。 从表面看，这是一场关于版本稀缺性和收藏规模的较量，反映了乾嘉年间书籍市场的价格体系。虽然当时书价是否真如此悬殊已难以考证，但从近二十年的拍卖行情反推，同等品相的元版与宋版差价远未达到十倍之差。这意味着吴骞的"千元十驾"实际上已经在数量和质量的综合衡量上完成了对"百宋一廛"的超越。 然而，这场竞争最值得关注的地方，并非谁的藏书更胜一筹，而在于双方如何处理这种竞争关系。按照常理，被点名挑战的黄丕烈应该感到不快，但他的反应出人意料。黄丕烈挥笔写下一首诗作回应，诗中既承认了吴骞的成就，又以豁达的心态将这场较量视为"艺林佳话"。诗中"千元百宋竞相夸，引得吴人道是娃"等句，既有调侃的意味，又充满了对对方的欣赏。黄丕烈在诗末注明"娃"即"好"，表明他将这场竞争理解为一种良性的互动，认为这样的较量让嗜书人生活更加充实有趣。 这份豁达的态度为两位藏书家之间的深入交往奠定了基础。黄丕烈曾因失去顾之逵、袁廷梼两位老友而感到寂寞，吴骞的出现让他重新体会到"异地能同好"的乐趣。据记载，黄丕烈逢人就解释"千元十驾"的来龙去脉，脸上洋溢着找到知己的得意之情。同时代的评论家蒋光煦用"色飞眉舞"来形容两位藏书家讨论此事时的神态，生动地捕捉了他们如孩童般的天真与热情。 吴骞的藏书规模同样令人瞩目。其藏书处名为"拜经楼"，据同时代学者陈鳣记载，吴骞聚集了数十万卷书籍，并兼有图绘、碑铭、鼎彝、剑戟等各类文物，"丹漆、象犀、竹木之器充牣其中"。陈鳣甚至作诗将拜经楼比作"百城"，足见其规模之宏大。 有趣的是，面对陈鳣的赞誉，吴骞却采取了谦虚的姿态。他自述藏书四五万卷，声称这是"节衣缩食，竭平生之精力"的结果。但这份谦虚中暗藏玄机——他随即补充说自己的藏书"非特装潢端整，且多以善本校勘，丹黄精审，非世俗藏书可比"。这种先抑后扬的表述方式，既显示了谦逊的修养，又巧妙地强调了自己藏书的质量优势，堪称典型的"中国式凡尔赛"。 学者沈津在研究上海图书馆所藏吴骞日记时指出，在乾嘉年间的重要藏书家中，如果以"德高望重"来衡量，非吴骞莫属。黄丕烈、陈鳣、顾广圻等同时代的重要学者对吴骞的题跋评价不绝，这种同侪的公论反映了吴骞在学术界和收藏界的崇高地位。这种地位的获得，既源于他卓越的鉴赏眼光和深厚的学问修养，也源于他在与同道交往中所展现的风度与胸襟。
从"百宋一廛"到"千元十驾"，这场两百年前的文人雅事至今仍令人神往。它不仅记录了中华典籍收藏的辉煌历史，更展现了传统文化中最为珍贵的文人品格：在竞争中相互成就，在雅趣中共同提升。在当今浮躁的社会环境中，这段佳话无疑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精神启示——真正的成就不在于独占鳌头，而在于以文会友、共同推动文化的传承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