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城市社区矛盾纠纷具有“小而多、近而频、杂而细”的特点。
在老旧院落较多、人口密度较高的中心城区，邻里噪音、公共设施维护、相邻关系、消费纠纷等事项，往往看似琐碎，却与群众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处理不好容易积累情绪、激化矛盾。
青羊区草堂街道芳邻路社区居民赵女士就曾因窗外树木枝叶过高影响居住安全而苦恼：风雨天枝叶敲打玻璃窗，既扰民又存在隐患。
类似“家门口的烦心事”，既考验基层治理的精细度，也检验法治方式能否有效嵌入社区运行。
原因—— 一方面，群众权利意识不断增强，对公共服务、物业管理、消费维权等领域的规范化、透明化期待更高；另一方面，社区事务涉及主体多、利益交织，单靠经验调和或“劝一劝、说一说”难以形成稳定预期。
与此同时，部分纠纷处在“能调但难调”的状态：当事人各执一词、证据不完备、沟通渠道不顺畅，容易出现反复拉扯。
加之城市治理场景更为复杂，单一部门“单兵作战”往往难以兼顾法律依据、行政监管与现场处置，亟需形成协同联动机制。
影响—— 矛盾纠纷若长期悬而未决，不仅影响居民生活品质，也可能占用基层治理资源，造成“越拖越难、越难越拖”的循环。
更重要的是，小纠纷累积会削弱邻里互信，影响社区共同体建设；如果处置方式缺少法治支撑，容易出现标准不一、说服力不足，进而引发新的争议。
反之，若能在问题萌芽阶段就把事实查清、规则讲明、路径打通，就能以最低成本实现最大的社会效果，使“有事找得到人、讲得清理、办得成事”成为基层治理的常态。
对策—— 围绕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青羊区把法治力量进一步向楼栋、院落、校园延伸，探索形成多层次、可触达的服务网络。
其一，设置法治楼栋长，把法治服务送到“最小单元”。
在草堂街道，法治楼栋长穿梭于楼栋巷陌，既当法律宣传员，也当纠纷协调员、隐患信息员。
赵女士反映树木修剪问题后，法治楼栋长叶仲华将其纳入社区微治理议题上报，推动筹资并对接专业人员规范修剪，实现了“发现问题—形成议题—协调资源—规范处置”的闭环。
面对高层住户空调外机漏水影响低层住户的矛盾，叶仲华没有停留在“讲人情、劝退让”，而是依据民法典关于相邻关系的原则释法明理，让双方在清晰的规则框架下达成维修共识。
目前草堂街道已有249名法治楼栋长，法治触角进一步延伸至更多家庭。
其二，健全司法所牵头的联动调解机制，提升复杂纠纷处置效能。
对涉及消费维权、市场监管等跨领域事项，青羊区推动“多部门共同进场、一次性把问题讲清楚”。
今年4月，多名老年居民因购买电动足浴盆遭遇宣传效果与实际不符、退款受阻。
草堂司法所获悉后，迅速启动基层矛盾纠纷联动调解机制，协调市场监管、税务、公安等力量共同介入，推动纠纷顺利处置。
以机制化方式汇聚资源，有助于减少群众多头跑、反复跑，也让经营主体明晰边界、规范经营。
草堂街道司法所建立全覆盖滚动排查机制和联动调解机制，全年参与化解矛盾纠纷460余件，化解率98.5%。
其三，打造特色调解工作室，让专业调解在“家门口”发挥作用。
青羊区人民调解员孙国安设立“老孙为民调解工作室”，以预约调解、窗口咨询等方式参与邻里纠纷等调处。
群众之所以愿意来，是因为调解员能把情理法讲透、把利弊算清，让当事人既听得懂也愿意服。
另一名调解员李玉梅深耕调解工作20余年，依托以自己名字命名的调解室，为婚姻家庭、物业纠纷等提供常态化服务。
当前，青羊区不断强化专业化调解队伍建设，现有人民调解员1115人，建立人民调解委员会113个，其中行业性、专业性调委会34个，面向婚姻家庭、物业、消费等重点领域精准覆盖。
今年以来，当地共调解矛盾纠纷2800余件，调解成功率98.5%。
其四，推动法治教育向校园延伸，在源头上培育规则意识。
青羊区把未成年人法治教育作为基层治理的重要组成，推进法治力量进校园，强调以贴近生活的方式讲清法律边界与行为后果，引导学生从小形成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自觉，为减少校园及家庭相关纠纷、涵养良好社会风尚提供长期支撑。
前景—— 从“楼栋长+微治理”到“司法所+多部门联动”，再到“调解工作室+行业专业调委会”，青羊区的探索表明：基层依法治理的关键在于把规则嵌入日常、把服务前移到身边、把力量组织成网络。
随着社区治理数字化、网格化不断推进，矛盾纠纷处置将更加依赖早发现、快响应和全过程管理。
下一步，若能持续完善线索收集与风险研判机制，强化调解、行政监管与司法衔接，推动普法宣传从“讲道理”转向“讲规则、给路径、可操作”，基层治理的法治化水平有望进一步提升。
青羊区的实践表明，基层治理现代化需要法治思维与群众路线的有机结合。
通过培育群众身边的"法治解忧人"，不仅实现了矛盾纠纷的就地化解，更构建起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新格局。
这一探索为新时代城市治理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鲜活经验，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体系的独特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