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中东通道风险抬升，能源安全面临外部扰动。 近来，中东地区冲突与对抗加剧，霍尔木兹海峡这个全球重要油气通道的通行安全受到市场高度关注。国际经验表明，一旦运输链条受阻，油价、运价与保险成本往往同步上行，进而对航运、航空、化工等行业形成传导压力。我国原油对外依存度较高，且部分进口原油需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外部冲击可能放大国内成本波动与供应预期变化。 原因——“油外、路在险”的结构性矛盾，倒逼系统性布局。 能源安全并非单一资源问题，而是资源供给、运输通道、产业链韧性与替代能力的综合较量。对我国而言，短期看，国际市场价格与海上通道风险具有不确定性；中长期看，传统化石能源仍在相当时期内承担基础性作用，但单一依赖将带来安全与减排“双约束”。因此，必须以“能替则替、能转则转、能省则省”为思路，提升国内保障能力与替代供给能力，减少对外部通道的被动性。 影响——航空等高油耗领域最敏感，产业稳定需要“多保险”。 在终端用能中，公路交通电动化进展较快，替代空间持续扩大；而航空领域对液体燃料依赖度高，短期内难以用电力直接替代。业内数据显示，燃油成本通常占航空公司运营成本的较高比例，油价波动会直接挤压利润并影响运力投放。另外，若供应链出现阶段性紧张，航煤保障能力不仅关乎企业经营，也关系到客货运输与应急保障的稳定运行。 对策——电力体系做“底盘”，炼化与替代燃料做“支点”。 近年来，我国持续推进电源结构优化与电网建设，发电装机规模稳居世界前列，风电、光伏、水电等可再生能源发展提速，叠加新能源汽车渗透率提升，有效增强了终端能源替代能力与系统调节空间。 在成品油与航煤保障上，我国炼化产业链配套完善，国有企业稳步扩能提质，民营炼化企业工艺、规模与效率上不断提升，形成多主体协同的供给格局。随着炼化能力增强与产品结构优化，航煤产量保障能力大幅提升，部分阶段具备更强的市场调节与供给弹性。需要强调的是，炼化能力提升并不等同于原油资源“自给”，原料端仍受国际市场影响，因此提升替代燃料比重成为更具战略意义的方向之一。 围绕航空燃料替代，我国较早启动生物航煤研发与示范应用，重点探索以废弃食用油脂等为原料的技术路线。废弃油脂来源广、可回收潜力大，但成分复杂、杂质多，对预处理、催化剂与工艺控制提出更高要求。通过持续攻关，我国在催化剂与加工工艺上形成自主化解决方案，并在部分炼化基地开展规模化试生产与示范应用，实现“城市废弃物”向“航空燃料”的资源化转化：既减少环境风险，也为航空业提供低碳、可控的补充供给。 前景——从“示范可用”走向“规模替代”，仍需政策与市场合力。 业内普遍认为，生物航煤具备减排与供应多元化双重价值，但要实现更大范围替代，还需跨越成本与供给体系两道关口：一是目前制造成本相对传统航煤仍偏高，规模化、工艺优化与原料稳定回收将决定降本空间；二是需要完善废弃油脂回收体系、质量标准与全链条监管，形成可持续的原料保障；三是应统筹碳减排政策工具与航空业绿色转型需求，稳步扩大试点、完善认证体系与掺混使用机制，推动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商业模式。随着技术成熟、规模扩大及政策体系完善，生物航煤有望在特定航线、特定机场或区域保障中发挥更大作用，成为提升航空燃料韧性的关键增量。
能源安全是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中国在推动电力、新能源汽车发展的同时，前瞻性布局生物航煤等新兴领域。从地沟油到航空燃料的转化，展现了科技创新与战略谋划的结合。随着技术不断成熟，中国将继续提升能源自主保障能力，为经济发展提供更稳定的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