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古籍“场”却难“可读”，文献价值难以转化为公共文化供给；古籍是中华文脉的重要载体，但长期以来，普通读者能够直接阅读、准确理解的古籍比例不高。一上，古籍以繁复的版本系统、句读方式和训诂体系构成阅读门槛；另一方面，许多珍贵文献以碎片化、散佚化形态保存，难以形成可检索、可引用、可传播的文本形态。以被誉为“万书之书”的《永乐大典》为例，原书规模宏大，今存卷册有限，且其编纂方式将大量典籍内容按类目拆分，造成“文献存而原貌失”的现实困境。 原因——工程浩大与专业壁垒叠加，整理难、周期长、协同成本高。古籍整理既是精细学术工作，也是长期系统工程：从句读标点、异文比勘，到版本源流梳理、篇章结构复原，每一步都需要扎实的文献学训练与严谨的流程控制。大型典籍项目往往跨越多个学科门类，既要依赖高校与科研机构的持续投入，也要建立规范化的校对标准、成果验收机制和出版路径。同时，人才梯队建设与稳定协作同样关键；若缺乏可持续的团队与制度安排，工程就容易出现断档。 影响——整理工作既关乎学术基础，也关乎文化传播，更关乎文明记忆的延续与创新利用。杜泽逊带领团队推进的《永乐大典》存卷综合整理研究，目标直指“让文本各归其书”，通过现代标点整理、反复校对、分书重编，并联合对应的学科力量深入条理化整合，使碎片化文献重建清晰的知识结构。该工作带来多重意义：其一，为现存古籍提供更早期版本的校勘参照，夯实基础研究底座；其二，有望从辑录材料中发现失传或生僻文献线索，扩大文献“增量”；其三，推动形成更便于学界使用与公众接触的文本形态，提升传统文化资源转化效率。以元代诗歌启蒙读物《金璧故事》为例，若能系统整理基础上重刊，将有助于传统典故与文学资源的再发现、再传播。 对策——以规范化流程与跨机构协作提升效率，以成果导向与公众导向贯通“整理—出版—传播”。围绕《永乐大典》整理，团队先行开展句读标点的现代化处理，并组织全国多所高校专家参与，实施多轮校对，以确保文本准确可靠；随后推进分书重编，使散落于不同类目的材料回归原书体系；最后再引入跨学科力量，将文献整理为结构清晰、可检索引用的研究性文本。杜泽逊介绍，原计划以十年完成的工作，有望在更短周期内收尾，体现出协同机制与方法优化带来的提速效应。与此同时，他还主持《清人著述总目》《清史·典籍志》纂修等项目，并持续推进《十三经注疏汇校》等超大型工程。以《十三经注疏》为代表的典籍版本众多、校勘量巨大，仅靠个体长期积累难以胜任，必须依托团队分工、技术与规范支撑，并通过阶段性成果发布不断校正路径、凝聚资源。 前景——从“抢救整理”走向“体系化供给”，让古籍成为可持续的文化生产力。古籍整理不仅是学术“修基础”，也应面向当代社会的知识需求与文化生活方式，推动形成更完善的整理出版体系与人才培养机制：一上，继续完善重大典籍工程的组织方式与质量标准，确保成果经得起学术检验；另一方面，推动古籍成果以更易读、可查询、可传播的形式进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使传统文化从“少数人可用”逐步走向“多数人可近”。杜泽逊提出，希望更多热爱传统文化的人加入，让典籍从书斋走向现实生活，这既是对古籍事业的期待，也提示了建设性路径——以代际传承、团队协作与制度保障，解决“工程接力”的长期难题。
杜泽逊和他的团队用十多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从事古籍整理工作，看似是在与时间赛跑，实则是在守护中华文脉的延续。他们的努力表明，古籍整理不是少数学者的专属事业，而是整个社会都应该重视的文化工程。当越来越多的古籍被科学整理、准确诠释、广泛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才能真正融入当代生活，成为推动文化自信、实现文明复兴的重要力量。这种坚守与传承，正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生动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