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基层派出所直面的是群众身边的“小案小事”，却牵动着城市治理的“大平安”。
浦楼派出所辖区厂矿企业密集、老旧小区集中，人员结构多元、流动性较强，治安要素复杂。
警情梳理显示，赌博类警情一度长期处于高位，对居民生活安宁和社会风气造成影响；与此同时，老旧小区邻里互动频繁，生活琐事叠加心理隔阂，矛盾纠纷易聚集；企业发展对安全保障、反诈防范、证照办理等服务需求也更趋具体化、常态化。
如何在有限警力条件下把风险挡在前端、把矛盾化在基层，是摆在一线管理者面前的现实课题。
原因：一是空间与结构因素叠加。
老旧小区公共空间相对拥挤，居民多为熟人社会与新入住群体交织，生活习惯差异容易放大误解。
二是治安隐患呈现“隐蔽化、分散化”特点，涉赌活动往往借助棋牌室等场所藏身，易反复、难根治。
三是企业与社区治理需求同步增长，既需要规范涉企执法、减少不必要干扰，也需要在反诈、消防、网络安全等方面获得更精准的防护。
四是部分群体对公共服务的获得感存在“细微差”，如老年人、困难群体在信息获取、风险识别、求助表达上更依赖上门服务与常态联络。
影响：治安问题若处置不及时，既会侵蚀群众安全感，也会诱发次生矛盾。
赌博警情高发不仅损害家庭财产与邻里关系，还可能滋生盗窃、诈骗等关联违法犯罪。
矛盾纠纷长期积压，容易从口角升级为冲突，增加处置成本。
涉企安全保障不足，则可能影响生产经营秩序与企业信心，间接影响就业和区域经济活力。
对基层而言，治安与治理的短板往往会在群众评价中被放大；相反，若能把“预防在前、调解优先、服务随行”做实，就能形成良性循环。
对策：围绕突出治安问题，徐玮推动从“被动处置”向“主动治理”转变。
针对赌博类警情，浦楼派出所探索“小专项”集中整治模式，形成“每月集中清查+常态化巡查宣防”的组合拳，对涉赌棋牌室实行“打卡式”巡查，形成持续高压态势。
数据显示，整治后辖区赌博警情降幅超过30%，治安面貌明显改善。
对企业服务方面，牵头推动建立“124”营商服务机制：以一项暖心服务为核心，明确行政监管与涉企执法两项规范，筑牢治安、生产、网络、经营四大安全防线；同时为企业“量身定制”服务计划，常态开展反诈宣传与安全培训，提供上门办证等便民举措。
2025年以来，相关涉企防范宣传累计60余场，覆盖群众2000余人次；为10家企业上门办理证件13次，并通过“公安企业联盟”交流会等方式畅通沟通渠道，实现全年辖区企业涉诈案件“零发生”。
在矛盾纠纷化解方面，徐玮强调“把工作做到群众心里”。
针对老旧小区矛盾多发、情绪易激化的特点，她推动派出所与社区、网格力量协同，依托线上线下诉求收集平台提升响应效率，努力实现“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
在一起外地老夫妻与邻居因长期心理隔阂引发的纠纷中，她没有停留在简单判定“谁对谁错”，而是把焦点落在“被尊重、被接纳”的需求上，联动社区干部、网格志愿者及“五老”党员等组成会商调解小组，先疏导情绪再厘清事实，用通俗语言引导双方换位思考，最终促成和解。
长期实践中，她提炼形成以“温度、速度、深度、力度”为要点的工作方法，累计化解邻里纠纷8300余起、调处信访案件671起，调解成功率超过95%。
同时，结合化工新村作为全省法治小区建设试点的实际，她推动整合老党员、网格员等资源，开展更具针对性的精准治理，小区警情数同比下降15%，可防性案件降幅达24%。
前景：基层治理的成效，关键在于制度化、可复制、能持续。
当前，社会结构更趋多元，群众对公平正义与公共服务的期待更高，派出所既要守住打击违法犯罪的底线，也要在源头预防、群防群治、便民服务上做足功夫。
浦楼派出所的探索表明，把“常态化整治”与“精细化服务”结合起来，把矛盾调解从“事后处置”前移到“情绪疏导、需求回应”，有助于提升基层治理的韧性。
下一步，随着反诈治理、法治社区建设、涉企服务机制进一步完善，叠加社区自治力量与社会组织参与，基层平安建设有望从“点上突破”走向“面上提升”，形成更稳定、更可持续的治理闭环。
从木兰花般的治安守护到向日葵式的矛盾化解，再到蒲公英样的爱心播撒，徐玮用24年实践诠释了新时代"枫桥经验"的生动内涵。
其创新举措表明，基层治理既需要雷霆手段的刚性执法，更离不开春风化雨的柔性服务。
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征程上，这种刚柔并济的治理智慧，正为更多社区提供可复制的实践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