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2026年开年，美国政府对外政策上连续采取退出国际组织、降低参与国际机制等举措：一上宣布停止参与并退出一批国际组织与机制，另一方面按程序完成退出《巴黎协定》。同时，美国拖欠联合国常规预算和维和摊款问题再次引发关注，联合国依据《联合国宪章》有关条款提示，若持续拖欠可能触发投票权受限。围绕部分对外强硬表态及行动（包括外媒所称对委内瑞拉的突袭行动、关于格陵兰岛的强硬言论等），国际舆论对国际法与国际秩序的可预期性表达担忧。 原因—— 多边机制对大国的约束力有限，是当前局面的重要背景。联合国安理会在重大安全议题上受常任理事国否决权结构影响，体现为“能达成共识的推进更快、分歧尖锐的难以落地”的现实；在执行层面，联合国缺乏独立强制手段，往往依赖成员国的政治意愿与资源投入。此外，美国在联合国预算及相关机构经费中占比不低，其财政杠杆使部分机构运行更容易受到冲击。美国国内政治极化也推动对外政策波动加大：国际承诺更易被纳入党派竞争，进而削弱政策连续性与对外可信度。 影响—— 首先，全球气候治理不确定性上升。美国两度退出《巴黎协定》带来示范效应，削弱部分国家推进减排的政治动力，也可能影响清洁能源投资预期与跨境绿色供应链布局。其次，人道、卫生、教育文化等领域的国际合作面临资金与项目收缩风险，相关机构在预算、人员与行动能力上可能承压。再次，单边行动与强硬言论容易引发地区安全疑虑，推高误判与摩擦成本，弱化以规则为基础的争端解决路径。对美国自身而言，频繁“退群”可能扩大其与传统盟友及新兴经济体的政策分歧，反过来损害其国际信誉与制度性影响力。 对策—— 多位国际问题研究者认为，稳定多边体系需要“规则+资源+合作网络”同步推进：一是坚持《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推动成员国在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发展融资等领域形成更稳固的最低共识；二是完善联合国预算的可持续安排，推动各国依法履行会费义务，并探索多元筹资，降低对单一资金来源波动的系统性风险；三是强化区域与跨区域合作机制的互补作用，在气候、贸易、科技标准等领域形成开放包容的“托底”合作安排；四是通过外交沟通与法律路径管控分歧，减少以施压替代对话的倾向。 前景—— 值得关注的是，美国国内并非立场一致。在退出国际协议与对外强硬议题上，美国国会、司法系统、州政府、工商界及民间社会往往存在不同判断，部分地方政府与企业仍可能继续推进减排与国际合作；相关政策也可能随着选举周期与民意变化被重新评估。国际层面，更多国家正加快推进能源转型与多边合作的自主安排，以降低对单一大国政策转向的敏感度。总体看，国际秩序短期承压在所难免，但多边合作的需求不会消失，关键在于各方能否以更具韧性的制度设计与务实合作对冲不确定性。
单边主义抬头之际，国际社会更需要以合作应对分歧、以规则降低风险。事实一再表明，忽视国际规则、背离合作大势的做法难以长期维系。当前困局既是对全球治理体系的压力测试，也为完善国际秩序提供了推动力。各国唯有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加强协调与协作——才能更有效应对挑战，拓展共同发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