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司法文书显示，2025年6月16日，福建省宁德市霞浦县牙城镇一名15岁女生小君（化名）因涉及殴打他人一事，与母亲按通知到当地派出所接受询问。
其间，派出所教导员李某在办公室内以“案件可能被拘留”等言语对未成年人施压，要求其母亲先行离开后，趁独处之机对小君实施猥亵行为。
2026年3月16日，法院以强制猥亵罪判处李某有期徒刑2年9个月。
受害者父亲张先生称，被告人在庭审中未提出上诉，但家属认为量刑偏轻，准备申请抗诉并追究民事责任。
原因—— 从判决认定看，案件具有两个突出特征：其一，行为人利用警务场所的封闭性及职务权威，对未成年人形成心理压迫，以“可能被拘留”等后果性表述造成恐惧，从而实施侵害；其二，案发地点发生在执法机关办公区域，涉事人员系承担管理与教育职责的基层警务干部，属于典型的“利用职便”实施违法犯罪情形。
此类案件折射出个别人员纪法意识淡薄、权力边界观念缺失，也提示基层执法活动在未成年人保护、单独讯问限制、场所管理留痕等制度执行层面仍需进一步压实责任。
影响—— 对受害人及家庭而言，侵害行为的后果不仅体现在身体与人格权受损，更可能造成持续性心理创伤。
张先生表示，女儿情绪长期低落，多次离家出走，家庭生活秩序被打乱。
对执法公信力而言，公安机关作为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力量，其内部人员发生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容易引发社会对基层执法规范化与监督有效性的关切。
对社会治理而言，案件提醒各方：未成年人处于身心发展阶段，面对权威场景更易陷入无助，一旦保护链条缺位，侵害风险将被放大。
对策—— 一是依法从严惩治与程序正义并重。
判决书显示，案件证据链包括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以及物证、鉴定意见等相互印证；法院对辩护意见依法审查后未予采纳，并在量刑时综合考虑“对象为未成年人”“利用职便”“手段恶劣”等因素。
后续如家属申请抗诉，检察机关将依法审查是否符合抗诉条件，确保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统一。
二是推动警务活动全流程可监督。
针对涉未成年人警务活动，应严格落实家长或监护人在场、女性工作人员参与、同步录音录像、规范告知权利义务等要求；对必须分离的情形，应设定更严格的审批与留痕机制，降低“单独接触”的制度风险。
三是强化队伍管理与纪律约束。
对触碰底线者，除刑事追责外，相关单位应依纪依规及时作出组织处理，形成震慑。
当地公安部门相关人士表示，待判决生效后将按规定作出处理。
四是完善受害人救助与心理干预。
对未成年人被害人，应建立司法、教育、民政、妇联与专业机构协同机制，提供心理评估、长期咨询、法律援助与必要的临时保护，降低二次伤害。
前景—— 随着未成年人保护法治体系不断完善，社会对涉未成年人案件的发现、取证与救助能力持续提升，同时对公职人员违法犯罪“零容忍”的共识愈加明确。
面向未来，应在“制度刚性执行”与“监督技术赋能”两端同时发力：一方面把规范要求落实到每一次接警、询问、谈话的细节；另一方面通过视频巡查、门禁轨迹、执法记录仪管理、内部审计与外部监督联动等手段，将权力运行置于可追溯、可核验的轨道，最大限度压缩侵害发生空间。
这起案件再次警示我们，权力的滥用往往最容易伤害那些最需要保护的群体。
李某从维护者沦为施害者，不仅是个人品行的沦丧，更是对公众信任的背叛。
虽然法律最终对其进行了制裁，但对受害者及其家庭造成的创伤可能是终身的。
在推进法治建设的进程中，我们既要完善法律制度，更要强化执法权力的制约机制，确保权力始终在法律框架内运行。
同时，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应当成为全社会的共同责任，需要司法、执法、教育等多个领域的通力合作，为青少年成长营造安全、健康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