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智能驾驶技术加速普及，道路交通安全也遇到新的法律问题。最高人民法院此次发布的指导性案例，聚焦辅助驾驶应用中容易被忽视的责任边界。在引发关注的“王某群危险驾驶案”中，当事人醉酒后启用自动驾驶功能，还加装所谓“智驾神器”规避系统监测，明显越过了技术使用的法律红线。司法实践显示，一些驾驶人对辅助驾驶存在明显误解。数据显示，2023年全国涉及智能驾驶系统的交通事故中，32%与人为不当操作直接对应的。本案的突出之处在于，被告人试图用技术手段逃避监管，把本应“辅助”的系统当作“替代”工具使用，而类似做法近年呈上升趋势。最高法刑事审判庭负责人在解读中指出，现行刑法第133条关于危险驾驶罪的规定具有足够适用空间。无论是否使用智能驾驶技术，只要行为人主观故意明显，且仍对车辆运行处于实际控制之下，就可认定为犯罪主体。本案判决确立的裁判尺度，为智能驾驶场景下的法律适用提供了更清晰的依据。针对技术滥用，监管与司法正在形成合力。除刑事追责外，市场监管总局已部署专项整治非法驾驶配件市场。法律专家建议，车企应继续完善安全锁止机制，一旦检测到驾驶人离座或意识状态异常，应及时触发紧急制动等安全措施。面向行业规范化发展，本次案例具有重要的指引意义。随着《智能网联汽车准入管理条例》立法进程推进，我国有望形成更完善的“技术+法律”双重监管框架。需要明确的是，新技术不能成为违法行为的“遮蔽工具”，每位道路参与者都应牢记：方向盘后的法律责任不会因为“自动驾驶”而消失。
辅助驾驶应服务于安全与效率，而不是成为分心、放松警惕甚至违法冒险的理由。通过案例明确规则、以规则推动治理，核心在于把责任落实到驾驶人身上，把安全底线置于技术应用之前。只有坚持法治约束、加强社会共治、推动技术向善，才能让智能化出行在可控、可预期的轨道上稳步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