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新职业落地——人才短板仍突出； 去年——“农村集体经济经理人”正式成为国家认可的新职业。同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也从制度层面明确，国家将通过人才政策支持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政策利好不断释放的背景下，如何把新职业带来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村级发展动力，成为基层普遍关注的问题。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杨卫国结合调研和一线实践表示，湖北农村集体经济总体向好，但不少村仍面临收入来源单一、经营增量不足等共性难题。其中，“懂治理、懂市场、懂财务、懂产业”的复合型经营人才供给不足，已成为制约乡村振兴的突出短板。 原因——门槛高、体系弱、激励不足、机制不顺。 一是“难找”，人才储备与需求不匹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带有明显的制度属性，经营者既要具备市场化运营能力，也要熟悉政策边界、集体“三资”管理要求和村级治理规则，综合能力门槛较高。以湖北为例，全省有24478个行政村，任务量大，许多经营岗位仍由村干部兼任或靠能人带动，在市场营销、财务内控、品牌建设、风险管理等能力不足的问题较为普遍。 二是“难育”，系统化培养体系仍不完善。有关部委在总结部分地区经验基础上，已形成可复制的职业标准与培育路径，但在一些地方，培训基地建设、课程体系设置、实训场景供给以及认证评价衔接仍不够顺畅，人才培养与村庄产业实际需求存在脱节，个别先行村不得不外聘团队补位。杨卫国分享了自己参加农业经理人培训的经历，认为“课堂+实训+观摩”的模式有效，但覆盖范围和常态化培训仍需加强。 三是“难留”，收益预期与保障水平偏弱。农村一线岗位强度大、责任链条长，集体经济经营又面临合规约束多、容错空间有限等现实情况，容易形成“事难干、钱难赚”的直观感受。一些地方薪酬激励与绩效联动不紧，社保、医疗、住房、子女教育等配套支持不足，导致年轻人回流动力不强、稳定性不高。杨卫国以所在村为例提到，后备力量出现“培养后流失”的情况，反映出待遇保障和成长通道仍有短板。 四是“难用”，聘任考核与权责边界不清。一些村引入经营人才后，仍存在职责不清、授权不足、考核偏行政化等问题，专业人才难以按市场规律开展工作，经营决策效率和风险防控能力也难以同步提升。 影响——制约资产盘活与产业升级，削弱共同富裕基础。 杨卫国认为，经营人才不足会直接影响集体资产运营效率和收益质量，进而影响公共服务供给和村庄可持续发展。湖北集体资产规模较大，若缺少专业化经营队伍支撑，资产保值增值、产业延链补链、品牌打造和市场拓展都会受到限制。一些村在销售、运营等环节不得不依赖外部机构，利润空间被压缩，村集体“造血”能力难以增强。更重要的是，村级经营能力不足会削弱联农带农机制的稳定性，难以形成持续的就业与增收渠道，不利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对策——以职业化、体系化、市场化思路培育“能经营的农村干部”和“懂政策的职业经理人”。 针对“培养高素质专业化经营人才队伍”目标，杨卫国建议从四个上发力： 第一，健全分层分类培养体系。依托涉农高校、职业院校、党校系统及龙头企业实践平台，建设省级或区域性培训基地，面向村党组织书记、集体经济组织负责人、后备干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等群体开展分层递进培训，重点提升财务合规、项目策划、市场营销、品牌运营、数字化经营等能力。 第二，完善职业评价与用工衔接。推动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岗位标准和聘任制度衔接，探索建立人才库和需求清单，形成“培训—认证—上岗—提升”闭环，提高人才供给的稳定性与匹配度。 第三，强化激励保障与容错机制。在依法依规前提下，探索与经营绩效挂钩的薪酬激励方式，完善社保、住房、医疗等支持，打通职业发展路径；同时健全合规指引和风险隔离机制，明确权责边界，提高岗位吸引力和可预期性。 第四，优化使用机制，提升经营效能。推广“村集体+职业经理人+市场主体”的协同模式，建立规范的聘用、授权、考核与退出机制，推动经营决策更专业、财务管理更规范、资产运营更透明，确保集体资产规范运行、稳步增值。 前景——制度红利正在打开，人才将成为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变量”。 业内人士认为，新职业的设立与法律实施，为农村集体经济人才建设指明了方向：既要发挥集体经济的制度优势，也要引入现代企业治理理念和市场化运营能力。随着各地产业基础不断夯实、县域商业体系加快完善、数字技术加速下沉，村级经营空间将继续拓展。以人才为牵引，更多村庄有望从“资源依赖”转向“运营驱动”，从“单一增收”迈向“产业集群+公共服务提升”的综合发展。
乡村振兴，人才是根本；农村集体经济要实现高质量发展，既离不开政策支持，更需要一批扎根一线、能把产业经营起来的专业人才。从“有人干事”到“有人会干事”，变化不大，却关系到农民增收、集体壮大和乡村可持续发展的底盘。打通人才培养、引进、留用的全链条，将是未来一段时间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课题，也考验各级政府在政策设计和基层治理上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