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随着智能终端普及，青少年学习、社交和娱乐加速转向线上，一些未成年人出现用屏时间过长、作息紊乱、运动不足、线下社交能力下降等情况；如何引导青少年合理使用电子设备、减少无目的刷屏，已成为家庭教育、学校管理和社会治理共同面对的现实问题。全国人大代表姚明在有关建议中指出，仅靠“限时”“禁用”等外部约束难以形成长效，关键是把“息屏”从一次管理动作——升级为可持续的生活安排——让青少年放下屏幕后“有处可去、有事可做、有人可伴”。 原因—— 一是线下替代供给不足。部分地区课后服务、体育场地和社区活动空间相对薄弱，开放时段与青少年作息衔接不够，导致孩子完成作业后缺少可选择、可持续的线下活动。二是高质量陪伴不足。家庭结构变化和工作节奏加快，使一些家长难以提供稳定陪伴与引导，孩子更容易把线上娱乐当作情绪出口和社交补偿。三是评价导向偏重结果，忽视过程体验。部分家庭和学校更关注成绩与排名，对体育锻炼、劳动实践、自然教育等投入不足，减少了青少年在现实世界中获得成就感的机会。四是数字产品强吸引力叠加算法推送，强化即时反馈，使自控力较弱的未成年人更难自我调节，简单外部约束反而容易引发对抗和反弹。 影响—— 从个体层面看，长期沉迷屏幕可能带来视力问题、颈肩劳损、肥胖风险上升，并影响专注力、情绪稳定和睡眠质量；从家庭层面看，亲子沟通被“各自刷屏”挤压，冲突与隔阂增加；从学校与社会层面看，青少年线下交往、团队协作、规则意识与抗挫能力的培养受到影响。更值得关注的是，若缺乏对数字世界的正确认识和自我管理能力，青少年容易被碎片化信息牵着走，形成被动依赖，进而影响人格发展与价值观塑造。 对策—— 姚明的建议强调“从限制走向供给”，核心是建立能够吸引青少年主动回到现实的支持体系。 其一，补齐“去处”短板，提高可达性与安全性。推动学校体育场馆、图书馆、科技活动室等在课余和假期有序开放；推动公共体育设施、青少年宫、社区活动中心在开放时段和管理方式上更贴近未成年人需求，形成“家门口可参与”的活动网络。 其二，丰富“可做之事”，用体验替代消耗。围绕体育运动、户外探索、研学实践、劳动教育、志愿服务、艺术与科技社团等，形成层次清晰、难度递进的项目供给，让孩子在持续挑战中获得成就感，在真实互动中建立归属感。活动既要有趣，也要有成长价值，突出规则、合作、责任与自我管理能力的培养。 其三，强化“有人可伴”，把协同育人落实到日常。家庭要从“管手机”转向“管生活”，通过共同运动、共同阅读、共同家务和社会实践，提高亲子互动质量；学校要把课后服务从“看护”提升为“成长支持”，推动体育、美育、劳动等课程与社团更高质量开展；社区与社会组织要补充专业力量，建立稳定的志愿者与社工支持，减少活动“冷热不均”“一阵风”的问题。 其四，提升数字素养与规则意识。引导青少年理解网络信息传播与娱乐产品的机制，学习时间管理与自我约束方法，形成“用得好而不是用得少”的能力目标。同时，推动平台与终端在未成年人模式、内容分级、时长提醒等持续完善，与家庭教育形成合力。 前景—— 从治理路径看，青少年“息屏”工作的重点正从“单点管控”转向“系统建设”。随着全民健身持续推进、学校体育改革深化、社区公共服务完善，线下活动供给能力有望增强。下一步，需要在资源均衡配置、场地开放的安全管理、活动质量评估和资金支持机制上形成可复制的制度安排，特别要关注城乡、区域以及不同家庭背景青少年的可及性差异，让“息屏之后的选择”真正触手可及。可以预期，当现实生活的体验足够丰富，青少年更可能从被动“戒断”转向主动“走出去”，成为理性使用数字产品、积极参与现实生活的人。
在数字化深入日常的今天，如何为青少年营造线上线下相互促进的成长环境，是全社会必须回答的题。姚明代表的建议提示我们，治理屏幕依赖不能只靠“堵”，更要靠“疏”——把现实生活的空间、活动与陪伴补起来，让孩子有更值得投入的选择，才能更自然地放下屏幕，在真实的人际互动与生活体验中发展健全人格与行动能力。这也是推进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环节。